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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摘 要】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分别从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三个方面分析了跨文化交际困境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抓住跨文化交流的主要矛盾，包容文化交流中的异质点，培养文化宽容性，消除文化偏见等。 　　【关键词】 跨文化交流；困境；异质性；文化定势；文化偏见；应对策略 　　当代全球化的演变不仅推动着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飞速发展，而且促进了各国文化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建立在经济、政治等的基础之上，并且将会随之一直持续下去，继续在相互交流的摩擦、融合中逐渐深入，反作用推动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带动全球化的进一步演进。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远不是客体文化之间的交融，而是就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动性的主体与主体彼此间的跨越文化鸿沟的互动，即受各自文化熏陶的单独个体的动态交流。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具备独特的文化习性与风俗，这些在文化上的显性或隐形特征使双方个体都会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碰到各种让人烦扰和难以理解的“文化冲击”。显而易见，而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不仅仅是各自文化交流的客观内在需求，同时也是不可避免带来跨文化交流鸿沟的本质因素。分析这些原因不仅能解答“文化冲击”，更能对提高文化交际个体双方的文化适应力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分别从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定势和文化偏见三个方面分析了跨文化交际困境的本质因素，以期消减中西方文化鸿沟，搭建和谐文化交流范式。 　　一、中西方文化异质性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 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在此基础上，“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总结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同时“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文化”是一个外延和内涵丰富的概念，对于文化定义的总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结起来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种。1 应用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著名的“文化定义”，即：“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综上所述，按照本文的理解，“文化”就是整个社会群体长期以来共同汲取精神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整体相似性，对外则表现出整体特殊性的价值体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源泉，是所有知识文化的总和。 　　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研究一直以来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各种观点层出不群，但都脱离出儒学价值体系的大概框架，由此看来，儒家文化可是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还有别的学者提出，中华文化强调伦理，社会成员关系主要以人伦关系为主，即“父子兄弟君臣”，追求群体互助，这和西方文化的“个体本位”和“自我中心”是截然不同的。在思维方式上，中华传统文化重直观感受，发散性思维，依靠解释，以综合总结为主，不像西方那样重视理性推理，强调逻辑演绎，依靠严密的自然科学分析过程。在家庭关系方面，中国文化以社会本位价值体系为主，整个社会在家庭内部建立起了严格有序的尊卑关系，完全投射出“责任―义务”价值观，按照一种由下而上的依附关系，强调的是集体的威严制度，个体是整体的一份子，依靠强烈严格的“忠，孝，仁，义，礼”道德伦理价值观约束个体的独立性，宗族关系将整体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一套严格有序的关系，具有典型的“自我――群体”结构特征。 　　而与此相比，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为核心，把人看作为单个的具有独立思想个体，自己对自己负责。西方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也催生了西方强烈的民主自由意识，偏重于对物质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具有敏感独特的自我空间意识，隐私价值观念。因此在各种社会关系和人际互动中，对自我隐私和空间的要求，对他人，对自己独立精神的特别尊重等，是西方群体散发的特性。而物质主义则是西方人世界观的集中体现。 　　总而言之，中西方文化差异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几点：注重群体互助―注重独立自助；强调归结集体―强调个体价值；注重亲密关系―注重个人隐私空间；注重人情关系―注重规则关系；偏重群体和谐―偏重个人竞争；感性发散思维―理性直线思维；集体至上―个人至上等。 　　二、中西方跨文化交际的屏障 　　中西方文化中鲜明而强烈的差异性是造成两种文化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