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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大学教授会的权力与管理职能之比较研究 　　摘 要:在高校内部权力管理体制中,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外各高校对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这二元权力的侧重程度不同,从而导致中外高校教授会的类型各异,由此不同类型的教授会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的权力与管理职能也各异。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在权力与管理方面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权责职能,为更好的推动中国大学教授会的发展和完善做准备。 　　关 键 词:教授会;权力与管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梅贻琦教授担任联大的常务委员会主席负责联大日常的教学、行政事务管理。同时,梅贻琦先生又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由此,西南联大组织结构的职责“相当于”清华大学的组织结构职责,它的管理模式受清华大学理念的影响。然而梅贻琦先生早先又留学美国,深受美国大学理念的影响,因此,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也受到美国大学的影响。加之从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看,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办学目标和社会责任又与中国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存在许多相似性,因此,选取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行对比分析具有典型性和对比性。教授会作为大学内部管理机构之一由于受不同大学体制模式的影响而各异,进一步探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的权力与管理职能除研究本国其他大学教授会的特点外,也有必要与国外大学教授会的权力与管理职能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本文选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为例,比较研究两所大学的教授会在权力与管理方面的内容,包括教授会权力获得的途径与背景、类型、组织结构、职权、职责几方面,进一步凸显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权责职能,为更好的推动中国大学教授会的发展和完善做准备。 　　 　　一、两所大学教授会权力获得的途径与背景 　　 　　西方大学教授会的权力制度是自下而上建立的,即大学教授通过主动斗争迫使教会和世俗政府颁发给大学各种特权特许状,而我国近代大学教授会的权力制度却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即大学教授被动地接收了政府的施舍。[1](p.17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会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发展的,为躲避战争,延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至昆明组成的一所临时大学,它基本沿袭了原有三所大学教授治学、校长治校的传统。因为中国的大学带有明显的官学背景,由此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教授权力制度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的。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是在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大创新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的,当时美国大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集中体现在决策与执行和组织活动的分离、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规范化、民主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变化等方面。伯克利加州大学抓住制度变化的大好时机,通过教授会等协会以及教授们自身的影响力主动争取更多的权力。 　　 　　二、教授会制度的类型方面 　　 　　由于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模式的影响,中外高校教授会制度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二元权力渗透学术权力主导型;其次是二元权力渗透行政权力主导型;三是权力分离适度渗透型。 　　西南联大设有教授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成员包括全校教授、副教授、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校务会议成员包括常务委员、教务长、各学院院长、教授、副教授等。在学校管理组织中,无论是学术人员还是行政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联大虽为咨询机构的代表,但联大各种机构的负责人大部分均由教授充任,由此可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类型据分析应属于二元权力分离适度渗透模式。这种类型的管理组织的特点是:管理组织分别行使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组织在行使学术权力时可以吸收少量行政人员参与其中,反之行政组织行使行政权力时也允许部分学术人员加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有机结合。[2](P.103) 　　伯克利加州大学属于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领导下,各个分校不设分校理事会,分校的学术和行政管理落到教授会和以分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协调。[3](p.2)学校充分发挥教授会的力量,使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例如教授会可对校长的优先发展决策进行论证,包括学术的可行性等,教授成为决定教育方向,参与决策,推动实施的“主要力量”。由此可知,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会的类型属于二元权力渗透学术权力主导型模式。这种类型的管理组织特点是:在一个强有力组织领导之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职能不明确区分,此组织既行使学术权力,也行使行政权力,学术人员占主体,行使主导权力,较大程度地影响决策。[4](p.103) 　　 　　三、教授会组织结构方面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会在组织结构上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