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王安石咏昭君诗看唐宋诗之异.docVIP

从杜甫、王安石咏昭君诗看唐宋诗之异 　　摘 要： 唐宋时期咏王昭君的诗歌数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和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最著名，杜诗即事抒情，咏昭君来写身世家国之感，以情胜;王诗是借事明理，是古之托物言志的诗法，思致深刻，见解独到，以理胜。杜诗以炼句、语言精美见长;王安石则不然，他工于炼意。杜甫、王安石昭君诗的比较体现出唐诗重丰神情韵，宋诗多筋骨思理的时代特征和风格分野。杜甫与王安石的昭君诗虽体裁、诗风、笔法、旨意不同，但对二诗人的评价不可强生区分，而应综合考量。 　　关键词： 杜甫 王安石 《咏怀古迹》（其三） 《明妃曲二首》 诗分唐宋 　　自西晋石崇制《明君怨》乐曲，作五言《王明君》始，吟咏昭君之作即在诗海中独树一帜，熠熠生辉。在古诗里，男角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在有数的女角中，王昭君是最常出现的，备受诗人垂青。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宋以前乐府诗，以昭君、明君、明妃为题的就多达五十三首[1]1。在以后的涉及昭君难以数计的诗作中，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和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最著名。前者曾被誉为“咏昭君诗第一”，后者则褒贬两极。杜、王是唐宋最有代表性的大诗人，本文就两家的昭君诗略加比较，以见唐宋诗之异。 　　一、情胜与理胜 　　钱锺书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指出：“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2]3“体格”即作品风貌，系就作品而言;性分即才性天分，乃就作者而言。钱氏以时代风格区分作品，乃是透过表象看本质，较之以朝代分诗人要深刻得多，我们对待昭君诗，亦当作如是观。朱熹亦云：“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调而作尔，大雅、小雅，亦古作乐之体格。按大雅体格作大雅，按小雅体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诗后旋相度其辞，目为大雅小雅也。”[3]2066-2067（《朱子五经语类?卷五十一诗二》）知大、小雅并不是成诗以后为宫商，而是按体格作之。古诗评家论定诗人，都喜据其体格，乃至评论一朝文风，都谓为“汉人体格”[4]（《中论?提要》），可知体格是论诗之根本，诗分唐宋，主要体现在诗歌风貌之殊，涵盖的风格、格调、笔法等不同。体格云云，不仅指个人风格、作品体裁声调，还关系到时代精神。想要确切了解某一时代的诗歌，就须把握其时代的精神。各时代世道人心不同，诗之风格意味亦随时而异。杜诗源出《诗经》、汉乐府，承袭写实传统，遵循“温柔敦厚”诗教，特别重视即事抒情，无论写法如何，抒情始终是其根本。其《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借咏昭君来写身世家国之感，自始至终从形象落笔，不着抽象议论，是感性型的咏史诗。清李子德说，此诗“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5]651即指以形象代替思想，借助形象抒情感。“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二句虚处传神，通过想象烘托昭君悲剧形象。仅以“分明怨恨曲中论”点明“怨恨”主题。昭君的怨恨包含了“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远嫁异域怀念故土的忧思;生长名邦而殁身塞外的“遗恨”。杜甫当时正在夔州，离家乡洛阳偃师虽不似昭君般遥远，但“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6]2573，离家心境亦如昭君。杜甫寓居昭君故乡，以昭君思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家国之感。但始终含而不露，怨而不怒，处处彰显温柔敦厚诗风。王安石作为宋人，又出身政治家、改革派，自有唐代文人所不具备的历史反思和社会批判意识，故其诗虽以唐为宗，然在立意和造境上要高出唐人，其特色在于不以情胜，而以理胜。作为改革家，王氏富有改革创新的胆识和魄力，作诗亦如此。其《明妃曲二首》中有多个诗句，意思翻新出奇，引人注目。“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两句别开生面，不仅改变了传统看法，不再指责毛延寿，而且道出了一个美学真理：人的风度仪态本来就难描摹，绘画无法准确无误地描摹出人的美貌。从另一个角度力证昭君之美在神不在形，更令人反思昭君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昏庸无道。王氏本人也因“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而颇受攻击，指责他这么说有伤忠君之道。朱自清说欣赏是文学研究的目的，欣赏诗歌时，“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上下文或全篇才算数。”[7]181（《朱自清说诗》）王安石因这两句诗而受到非难，都是因为这些人欣赏王诗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没有贯通上下文，考虑全诗。时人范冲攻难王安石道：“孟子曰‘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8]范冲真正要骂的是王安石，因二人是政敌，他并不是从欣赏角度，评价与本诗无关，难免有失公允。黄庭坚评价王诗引王深父语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句非然……孔子居九夷，可见夷狄也未尝无可取之处，诗语并不算错。”[7]282这是“切合”之语，中国不是总比夷狄好，北全不如南，打入冷宫的阿娇不比在毡城作阏氏的明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