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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摘要】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等人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了当时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思考，不过，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是在中国社会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也是针对文化界世俗化和商业化倾向的。而在全球化与新媒介环境下，人文精神的内涵和价值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就不能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而应在全球化和新媒体的新语境下，反思今日的人文危机，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关键词】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全球化；新媒体 　　一、文学危机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王晓明在《上海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一文，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学界现状，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严重危机，文学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人文精神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1]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文危机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读书》《文汇报》等刊物开辟栏目，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等文章，深入讨论何为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危机，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陈思和、郜元宝、蔡翔、张汝伦、王蒙、王干等批评家纷纷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 　　在今天看来，那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并不复杂。20世90年代之后，市场化和商业化在中国迅速扩展，并从日常社会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这导致了文学和作家地位的变化，文学被日益边缘化，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都讲述了商品世界和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冲击，知识分子作为昔日的启蒙者，现在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尽管知识分子不断被批判，但是总体而言，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得到了确认和加强，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也都开始围绕经济而展开，像南帆所说的那样：“90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这时，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2]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少知识分子心灰意冷乃至纷纷“下海”，弃文从商，投身商品大潮中，从知识人转变为老板、商人和董事长，而这正是王晓明等人所感到的人文精神危机。 　　今天看来，发生于1994年前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围绕着文学危机展开，人文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学危机”，而不太涉及政治、哲学和美学等其他人文领域。在王晓明等人眼中，文学是20世纪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但随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社会的来临，文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日益低俗化，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资源，相反，它教人变坏。所以，王晓明呼吁通过文学熏陶，重建丧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改变目前一副不平衡的模样，能够在对文学诗意的描述和阐发上，也同样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持久的魅力。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3]而重建人文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来一个认真清理。 　　王晓明等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影响深远。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因为王晓明等知识分子的批判而终止，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晓明等人当年猛烈批判的一些被认为是世俗化、商业化产物的文学作品如《废都》《过把瘾就死》等小说，在今天反而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的“文学经典”。更让人诧异的是，王晓明这位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并将文学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形式”的人文知识分子，自己却选择离开文学和文学教育，从事具有世俗化和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业研究了，他的转变有点不可思议。王晓明的变化或许并不奇怪，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已经让文学彻底失去了崇高位置，文学并不比其他学科显得更加高尚。 　　不知道王晓明现在是否会反思自己，他当年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过高的地位，而其实，从更长的历史范围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小说、戏曲乃至诗歌等文学体裁同今天的电影、电视一样，都是市井社会的产物，例如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随着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供给市民大众阅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大多首先刊登在报纸副刊上。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地位慢慢得到了提升，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对立面。而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回到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