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间集编纂背景和原则看花间集序清艳词学思想.docVIP

从《花间集》编纂背景和原则看《花间集序》“清艳”的词学思想 　　[摘 要]在后蜀相对清明的政治背景和崇尚娱乐的社会时风影响下，赵崇祚编纂了主收文人恋情词的《花间集》，既注重体例匀整的形式美感，也注重题材和词调的多样化，风格同中存异。通过对近一个世纪的“诗客曲子词”的采辑取舍，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欧阳炯《花间集序》提出的“清艳”的词学思想。 　　[关键词]花间集；清艳；时代背景；编纂原则 　　欧阳炯《花间集序》是有词以来第一篇词论。《序》之主旨，历来词论家多以为与徐陵《玉台新咏序》相类，鼓吹词之香艳。如杨海明《唐宋词史》：“它是关于‘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这一点就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是‘艳诗’的宣言或自供一样。”[1]亦有一些学者一反传统，认为其否定轻艳华靡之宫体歌辞，肯定清雅，扬“清”贬“艳”。如彭国忠《〈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提出：“他称赞“清”，反对富艳，……所谓“清”、“清绝”，并不排斥文辞的优美，但这与“绮艳”、“浮靡”的宫体毕竟不能相提并论。”[2]近年来，随着对花间词研究的深入，对《花间集序》的主旨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一些学者折中了上述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欧序肯定了花间词是高雅的艺术作品，而非宫体与倡风的结合物；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欧序提出了“清绝”的观点，认为欧序并不反对“艳”，而是扬“清”赞“艳”。如高锋《花间词研究》云：“存在浓艳密丽和端庄含蓄的两面性”[3]。彭玉平《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认为：“《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4]笔者认为，《花间集序》明确以“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来揭示对曲子词辞藻、声韵方面的讲究，认为曲子词应该“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批评南朝宫体“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简单描述了自“有唐已降”曲子词创作主体由民间到文人士大夫的发展历史，强调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乃“诗客曲子词”，目的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序中不但提出了“清艳”的词学思想，也强调了词应歌、娱宾遣兴的特点，表现出了“文质并重”、“崇雅黜俗”的理论倾向，并具有朦胧的词史观念和流派意识。 　　古代典籍的编纂者往往通过对作品的采辑取舍来表明自己的观念。赵崇祚作为唐五代曲子词的整理者，也必定遵循一定的原则，通过对当时大量“诗客曲子词”的精心剪裁来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其编纂《花间集》时曾“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在赵崇祚的宾客中，欧阳炯属较特殊的一位，他因“粗预知音”，被赵崇祚请来作序。对于《花间集》的编纂，赵崇祚与欧阳炯之间应当有过充分的讨论，他们对词的理解，应当有共同之处，只不过“词选通过编纂标准，词序通过理论阐述，来体现它们共同的词学思想。”[5]因此，深入研究《花间集》编纂的时代背景和取舍原则，探究赵崇祚通过编纂表露出来的观念，也不失为理解欧序词学思想的有效途径。 　　一、《花间集》编纂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环境。陆游读《花间》，曾感叹道：“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明汲古阁本覆宋本陆游跋一）[6]生逢乱世，陆游自然会有如此感慨，但这种“乱世风月”的推测，并不完全符合西蜀的实际。《花间集》编纂于广政三年（欧序云：“时大蜀广政三年”），西蜀与当时中原很大的不同在于：战乱时间短暂，承平时间较长。广政三年前后，与中原、江淮一带“烽烟终日起”、“男孤女寡，十室九空”情形不同的是，孟昶在母后李氏等人的劝导下，汲取王衍荒淫亡国的教训，“孜孜以求”，致使蜀中出现了“边陲无忧，百姓丰肥”、“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的局面，孟昶在刚即位的几年间，戒奢纳谏、重农兴教、励精图治，甚至被勾延庆称为“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广政四年，他颁行郡县的《官箴》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7] 　　（二）社会时风。蜀都成都，天府之国，因“土肥沃，无凶岁”，有“少愁苦而轻易淫佚”的风气。唐时成都己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都，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卢求《成都记序》甚至认为：“（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前后蜀喜好游乐?集的风气比前代更盛。上有帝王与内臣执板唱曲、酣饮达旦，下有贵门公子华轩彩舫、歌乐掀天，甚至一般的富贵人家也有“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的风尚。繁华的都市生活，使酒筵弦歌成为了众多官宦文人娱宾遣兴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宴乐游赏之中，衍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配乐而歌的曲子词无疑是其中特色鲜明的一种。 　　（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