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docVIP

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 　　[摘要] 依据中国学术的一贯传统，所谓“诠释学”实际上就是“诠释之道”，有古今之别，更有中西之异。据此，不仅可从根本上阐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厘清中西诠释传统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能获得中国诠释学研究在“后西方”时代的自我定位和发展方向。中国诠释学研究所要努力探索和建构的，乃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诠释传统，自成一体而又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涵摄性和普适性。 　　[关键词] 诠释学；诠释之道；中国诠释学；后西方时代 　　[中图分类号] B08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3―0017―08 　　本文所谓中国诠释学研究，不是泛指“在中国的诠释学”研究，而是专指“关于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它主要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清理总结源远流长的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一是探索建构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的现代诠释学。此项研究萌芽于1980年代初，兴起于1990年代下半叶，流行于本世纪，目前已成为整个汉语学界的重要论域，在大陆学界尤其开展得如火如荼。通过近二十年的共同努力，中国诠释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它在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上仍不十分明确，突出的表现就是，一直未能令人信服地解答这样一些具有原则性的基本问题：为什么要有中国诠释学？它与西方诠释学是何关系？其发展方向是什么？显然，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所谓中国诠释学研究便不免会沦为“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窃以为，治学有如治国，皆当先正其名，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依据中国学术的固有传统为“中国诠释学”正名。只有这样，中国诠释学研究才能名正言顺地渐次展开。一“诠释学”概念辨析 　　今日所谓“诠释学”，是德语Hermeneutik或英语hermeneutics等词的汉译。诚然，我国学者杭世骏（1695-1773）于18世纪即已提出“诠释之学”的说法，其《道古堂文集》卷八《李义山诗注序》谓：“诠释之学，较古昔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通七略，三也。”[1]（P280）但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诠释之学”并未成为专门概念，更未发展为独立学科。故当西方诠释学传入中国之初，我们一时竟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现成名词来对译，所以除了“诠释学”外，还有“阐释学”、“解释学”、“释义学”、“传释学”等不同译名。由于“诠释学”是源自西方的外来概念，所谓“中国诠释学”便是一个需要论证的说法。事实上，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能否成立一直是个问题，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赞成派的现有理由主要有三：1）诠释现象与诠释问题（如语言与解释的关系问题）具有普遍性，故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诠释学也具有普遍性，并非西方所得而专；2）中国古代的诠释传统不仅源远流长、经验丰富，而且自具特点；3）西方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学术研究。据此，便有理由提出“中国诠释学”这一概念，以之指称古代中国的诠释传统，以及有待建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理论。换言之，古代中国已有自成一体、自具特色的“诠释学”，现在则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诠释学。 　　反对派的意见也可综合为三点：1）根本不存在古代的“中国诠释学”，它不过是“一只想象中的怪兽”，因为所谓“诠释学”乃是一门有着系统理论与方法的现代学科，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正式形成，中国古代诠释传统不可与之同日而语；2）也根本不存在现代的“中国诠释学”，因为作为一种普遍的学科理论，诠释学就是诠释学，无所谓西方诠释学和中国诠释学，只有“诠释学在西方”、“诠释学在中国”，即只有“表现形态与表现方式的差别”而已。3）完全没有必要建立现代的“中国诠释学”，因为要真正理解一个文本尤其是经典，恰恰不能像现代西方那样采取诠释学这种“现代学问的样式”，而应像西方当代“解经大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那样，自觉地“反对任何诠释学理论”，回归到“古典学问的样式”。[2] 　　反对派的上述观点，实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对此作出有力响应，乃是赞成派无法回避的任务，但仅据上述理由显然并不足以完成此一任务。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3期李清良，夏亚平：从“诠释学”到“诠释之道” 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发展方向此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诠释学”。由上可知，现有的赞成意见主要围绕“诠释学”中的“诠释”讲理由，反对意见则主要抓住“诠释学”的“学”字做文章。其实，对于“诠释学”，必须同时从“诠释”与“学”这两个方面来把握，并且对每一方面的理解都不能仅执一端，不计其余。 　　“诠释学”是以“诠释”即诠释活动及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