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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质询权的实践与思考 　　质询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监督职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质询制度作为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重要举措和实现国家民主法治的有力保障，再次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质询权在各级人大未能得到很好行使，多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加强对人大质询权的实践与探索，对于完善人大监督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广东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质询的相关实践，浅谈点滴认识与体会。 　　一、质询权概述 　　质询制度起源于英国，是基于议会制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有限政府、腐败治理等一系列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基础上而诞生，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实践与发展，质询制度已成为了代议制议会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大多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建立质询制度。从各国议会行使质询权的实践看，质询监督也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议会或议员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我国人大质询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对议会质询监督制度的发展和运用，并且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而不断探索与完善。人大质询制度发端于1954年宪法，虽然因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而未能付诸实践，但质询制度以宪法法律文本形式得以确立。1975年宪法由于特殊时代背景，质询制度被取消。1978年宪法恢复了质询制度，但实践中未能发挥质询实效。1982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国务院及各部委进行质询，且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随后，1986年修订的地方组织法、1987年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和1992年通过的代表法，进一步授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相应的各级“一府两院”提出质询。2007年实施的监督法第一次专章对各级人大常委会质询案的提出和处理作出详细规定[1]。 　　由宪法和法律可知，质询是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议期间，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提出质问并要求答复的一种监督形式，其提出主体必须是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符合法定人数，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质询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法定性。我国宪法和法律等对质询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可见，人大质询制度是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实施监督的法律制度。二是有限性。主要体现在质询主体的具体规定、质询时间的限定和质询内容的范围限制等。三是强制性。质询具有直接支配受质询对象的强制力量，体现一定程度的威慑控制，以保证监督目的的实现，一旦形成质询案，对质询对象来说，这种质询不仅必须答复，而且必须针对质询的问题和内容回答。虽然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了人大质询权，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相关实践，一些具有影响力的质询案也相继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有关国家机关的重大违法失职行为，成了人大监督实践中的一大亮点。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质询监督仍任重道远。 　　二、有关质询实践与效果 　　长期以来，广东省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履职，对行使好质询权做了相关实践与探索。 　　1.关于对广东省国土厅实施《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中有关问题的质询。1994年7月6日，广东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条例》规定，在取得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一幢房屋实行由一个部门登记，发一个房地产权证的新办法。然而，《条例》实施前夕，省国土厅先后两次向全省各级国土局发出两份传真电报，说“登记条例”与国家法律“不尽一致”，要求“一律依法按现行的土地权属证程序办理”，致使《条例》不能如期在全省实施。在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21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对省国土厅实施《条例》中有关问题提出质询。11月16日上午，省国土厅厅长袁征对质询进行了19分钟的口头答复。在审议中，委员们对袁征的答复都表示不满意。次日，常委会会议通过决议，责成受质询人在下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再次作出答复，并要求省政府迅速纠正国土厅的违法行为。11月19日，省政府发出通知指出：国土厅于8月18日和8月31日发出的《情况通报》和《紧急通知》两份传真电报，是错误的，应按省人大常委会《决议》的要求，立即撤销，并坚决贯彻执行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随即，省国土厅撤销了下发的两份电传电报[2]。 　　2.关于对四会市在北江边建电镀城事件处理不当的质询。2000年1月22日，在广东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佛山市25名代表联名向大会秘书处议案组提交了《对四会市在北江边建电镀城事件处理不当》的质询案，要求省环保局作答复。质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