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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规范刑案信息的传播 　　本刊2013年第22期刊登陈力丹教授《不能再搞媒介审判》一文，从体制上、观念上对中国式的“媒介审判”作了阐述，并提出当下“媒介审判”“回光返照”问题。这篇论述表明，“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这个术语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在中国自有其特殊的土壤，不能以西方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媒体制度与中国不同而否认中国存在媒介干扰甚至绑架司法的现象。 　　本文作者之一曾指出中国的“媒介审判”“不同于西方所指的只是媒介对司法施加某种影响，而是权力操控下的功能错位”。换句话说，中国的“媒介审判”与权力存在着密切关系。“媒介审判”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前对案件作出定性、定罪的报道或评论，许多刑案报道，在庭审以前也就是在侦查期间就已经成为新闻媒介和网上的热门话题，这就难免产生“媒介审判”的效应。那么这种报道和评论的消息源来自何方呢？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就是来源于警方。 　　一、两种披露，两种结果 　　许多刑案，尤其是突发性刑案，往往是社会关注热点。警方行使对刑案的侦查权（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下同），掌握着有关案件的核心信息，是刑案消息的最权威来源，而警方为了应对公众的迫切知情需求，平息社会的种种流言和猜测，也需要发布一定的信息。 　　且以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去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林森浩投毒案为： 　　案发于4月1日，研究生黄洋身体不适入院，发现中毒迹象，校方报案，上海警方介入。4月11日，警方通报，在黄洋寝室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成分。经现场勘察和调查走访，锁定同寝室同学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当晚依法对林某实施刑事传唤。4月12日警方宣布将林某依法刑事拘留。 　　4月19日下午，警方发布消息称，经初步查明，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3月31日中午，将其做实验后剩余并存放在实验室内的剧毒化合物带至寝室，注入饮水机水槽。 　　4月25日，检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林森浩。 　　投毒杀害同窗室友是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网上流传种种所谓的“消息”和推论，而有的媒体也企图就警方披露和来自其它方面各种信息拼接案件“原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那样，这是不足取的。可以说，警方及时发布信息的主要意图就是为了平息那些传闻，所以同时也一再表示案件仍处于侦查阶段，并未对外披露嫌疑人作案动机等相关信息，请公众切勿盲目揣测和传播。 　　警方的措施是有成效的。由于警方发布信息有所节制，并且坦言在侦查阶段不可能发布更多信息，所以那些“还原”和“解析”式报道并没有产生太多影响而很快趋于沉寂，11月此案庭审能够在相当平静的舆论环境中进行，可以预见在未来判决时人们不大可能会质疑是否存在舆论对司法的影响。 　　另一个相反的实例就是差不多时候发生和审理的李某某等人强奸案。来自警方的信息在量上远少于复旦投毒案，警方只是向媒体证实这起强奸案中的一个嫌犯是著名军中歌手李双江的儿子。2月22日中午，实名认证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编辑”的网友“王丰-SCMP”在新浪微博爆料称“李双江的儿子李××（原名李××）涉嫌轮奸”而被刑拘。“这一消息也得到了警方的证实。”当天很多媒体都向警方求证，从下午到晚上，包括央视在内的诸多媒体纷纷以“北京警方通报（或‘证实’、或以‘：’替代）李双江之子涉嫌轮奸案”这样的标题进行报道，足以认定警方是报道的消息源。 　　警方简单的一个作为引发了我们后来都看见的轩然大波，难辞其咎：首先是违法，违反了法律关于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不得披露其姓名、肖像等个人资料的规定。其次，李某某在上一年刚刚因殴打他人被处“劳教”而饱受舆论谴责，当时年方十六已广为人知，而媒体直呼真名实姓也已受到批评，警方理应预见此案必将激起更大社会反响，然而却轻率地将其姓名公之于众。难怪有人质疑警方此举是否另有所图。 　　警方也不像复旦投毒案的警方向公众反复说明侦查期间信息公开受限的规则，甚至连未成年人涉嫌犯罪不得公开个人资料的法律规定也要到7月初才想起引用，那时李某某及其全家的私人信息早已遭到大起底，陷于舆论谴责之中，这个马后炮未免来得太晚。 　　我们发现，那些在进入庭审以前就引起舆论很大反响、成为关注热点的，有很多就是由于在侦查期间过度披露案情信息引起的。更不必说，有时警方在侦查时大量披露案件信息，本来就是有意制造舆论。如2009年重庆“打黑”高潮中突发的律师李庄“伪证罪案”，警方拘捕李庄的次日，有报纸就发表长篇通讯公布李庄的“犯罪事实”，后来获知，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正是警方提供的，而李庄案的审判也正是按照这篇文章定下的基调进行。二、侦查阶段信息过度披露的弊端 　　一件刑案在进入法律程序以后，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等阶段。国际社会公认，任何人被指控有罪之时，接受公开和公正的审判是一项基本人权。司法公开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