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国家与农民关系探析古代社会和谐因素.docVIP

从唐代国家与农民关系探析古代社会的和谐因素 　　内容提要我国古代社会充满着和谐的理念，这些理念既体现在思想家的著书立说中，也体现在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政策中。通过对以唐代为代表的古代国家和农民的研究，可以看出此二者之间既有对立的关系，也有着和谐的因素。在唐代大多数时间里，统治者代表国家制定合理的土地和赋税政策，保障民生和稳定税收，惩治贪官和抑制土地兼并，并在一定程度上救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富则国强”，大唐盛世的局面也由此出现。因此，探讨唐代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探讨古代社会的和谐因素，进而丰富和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古代社会 国家与农民 和谐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7)04-0165-08?おお? 　　 　　我国从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及“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注：《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4页。)等理念均体现了对社会群体关系和谐的诉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农民家庭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以民为本，从而使农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相对和谐是实现这一和谐理想的重要途径。早在先秦时期，管子就提出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8226;牧民》,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页。)，荀子则进一步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注：《荀子#8226;王制》,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7页。)的理论。中国历代有为的统治者，大都把发展生产、维护社会安定进而保护社会大多数群体的利益作为执政目标，这些都成为古代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对于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着和谐因素、以及对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定位的问题上，研究中存在着一些误区。学界传统的观点常常认为二者之间是“压迫”、“剥削”的关系 　　（注：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修订本）上册,1995年版，第386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5-164页。)，认为政府和各级官吏对农民进行残暴压迫、经济剥夺，坐享农民的经济成果，完全成为经济、社会的对立方，没有共同的利益，更没有和谐的状态可言。甚至出现了对中国古代国家和官吏队伍在保护农民、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努力进行全盘否定的论点（注：刘泽华等学者认为，古代历史上清廉、有为的君主和官吏，他们励精图治，关心生产和社会发展的行为，这纯粹是为了搜刮农民更多的东西。“历代统治者根本没有关心生产和农民经济的发展”，认为“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职能是镇压和消费”，“君主专制制度从来没有把社会发展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注:见刘泽华：《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284页。)，这些论点实际上是在简单接受“阶级斗争论”观点的前提下，进而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把我国古代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发展变化关系简单、教条化了。这一片面的理论对研究古代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和谐因素，以及如何合理吸收、有效利用的问题上，造成了失误和损害。从理论体系上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可以朝两个方向去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经济和国家之间不仅可能具有对立、激化的矛盾，也可能会呈现出合作、发展的态势。本文拟以唐代社会为研究对象，从合作、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 　　 　　一、统治者代表国家制定合理的土地和税收政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民家庭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对于社会安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唐太宗认为，应该予民休息，发展农业生产。隋亡的教训在于“东西征讨，百姓不堪”，因此，为农民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成为唐代统治阶层的共识。太宗“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NE022?７犸?，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注：吴兢：《贞观政要》卷二《政体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