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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响的焦虑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摘要：本文尝试从影响的焦虑视角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在论证该理论之于文学翻译研究适用性的基础上，结合文学翻译实践分析译者的焦虑、产生焦虑的根源，从中得出结论：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译者内心焦虑的体现，译者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正是为了“抵抗”所感受到的焦虑。 　　关键词：影响的焦虑；译者主体性；“幻想不朽”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12―0129―04 　　一、何为“影响的焦虑” 　　“影响的焦虑”理论是由被誉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最原创性的批评家、理论家之一”[1]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创立的。他在以《影响的焦虑》为代表作的关于“诗的误读”诗论四部曲中，以其独特的聪明才智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影响误读”理论，并在其八旬新作《影响的解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Literature as Way of Life）中，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可以说，影响焦虑理论是布鲁姆毕生心血的结晶，是其创新不止的伟大成果。 　　根据该理论，任何作家都会受到前辈文学名家和经典名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使后人产生受到束缚的焦虑。这种唯恐不及前辈的焦虑，常使后来者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原创性，使自己陷入前人文本的窠臼而不得出，这就可称作“影响的焦虑”。所谓“影响的焦虑”，就是后来者对于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引起的焦虑。其核心是作家如何摆脱前代大师们的创作模式而建立起自己的创作模式，并形成经典。这就是天才与庸才的根本区别。 　　那么，为了克服影响的焦虑，达到“立言”“立异”的目的，后辈诗人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某种“修正”或“创造性误读”，才有可能“弑去”父辈，消除前辈的影响。“当然，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父辈有着充分理解之基础上的，因而其结果便可导致某种程度的创新。”[2]若后辈诗人对前驱的“修正”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他就可能实现自己内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一是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二是幻想“永垂不朽”。 　　二、“影响的焦虑”与译者主体性 　　虽然“影响的焦虑”理论原本是作为一种“诗歌理论”提出的，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该理论还适用于文学翻译研究。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布鲁姆所说的‘诗人’不独指通常意义上的‘诗体写作者’（verse-writer），而是泛指所有的作者”。[3]现在普遍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译者也是作者，因此译者也应包括在布鲁姆所说的“诗人”范围内。布鲁姆在《影响的解剖》中也说道：“影响的焦虑，预期被淹没的焦虑，当然并不局限于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之间，也存在于教师或鞋匠或随你想到的什么人之中，在批评家中也存在。”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有充分理由推导出“影响的焦虑，预期被淹没的焦虑，在译者中也存在。”更重要的是，布鲁姆所描述的“新人”诗人（ephebe）与其父辈诗人之间的“既爱又恨”的复杂关系，与文学翻译中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协商与排斥”这一矛盾关系极为相似。 　　相对于原作者而言，译者作为迟来者（latecomer），自然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姗姗来迟”（belatedness），因而注定不能是立言者。尽管翻译要求译者在译作中尽可能再现原作的内容与形式，然而，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仍然希望在译作中多少留下自己的声音，渴望自己的译作能够与原作媲美，甚至超越原作。身处原作者的巨大阴影笼罩之下，译者难以有所作为，于是产生了“影响的焦虑”。他要自强、自立，就要如撒旦一样集结力量与上帝进行殊死搏斗――“他选择了一条英雄之路，去经受惩罚，去探索在惩罚之下尚有多大作为。否则他只能懊恼，接受一个全然不同于自我的‘上帝’而彻底地无所作为”。[11]当然，译者的上帝是原作者。为了赢得这场战斗，译者会强烈“误读”“修正”原作者。显然，这种“误读”和“修正”是影响作用下译者焦虑的表现，同时体现了文学翻译中所谓的“创造性叛逆”。 　　三、译者的焦虑 　　“诗人们乐于认为他们自己是明星，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欲望是变成影响，而不是受别人影响，然而，甚至在志得意满的最强劲、有力度的诗人中间，仍然保持着那种被影响的焦虑。”[6]其实，何止诗人，译者也同样有着“变成影响的”欲望，而不甘于生活在原作者的阴影之下，同样会感到“影响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感到的焦虑或许更深刻，因为译者面对的是要翻译的原作，比起作家对于后辈作家的影响来说，原作者对于译者的影响更直接。翻译中可能出现的无法预见的困难，会使译者担心：自己能否成功传达原文的精神实质和艺术内涵，能否翻译出与原作媲美、甚至超越原作的译文？自己的译文能否在与前驱译者的译作竞争中取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