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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顺应论探讨中国英语存在的合理性 　　摘 要：作为世界通用语，英语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然而，英语在世界的传播表明：它每到一处，总会发生某些变化，从而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打上各民族自己的烙印。中国英语作为英语本土化的产物，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外语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语言顺应理论探讨中国英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顺应理论；中国英语；合理性 　　 　　一、引言 　　（一）中国英语的定义 　　葛传?常?1983）在《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葛老先生从翻译角度指出，把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译成英语可以称作“中国英语”。汪榕培（1991）从“跨文化”角度提出中国英语是英语国家使用的英语跟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李文中（1993）则认为中国英语是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的事物，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张培成（1995）则把中国英语定位国际交流中的使用型变体。谢之君（1995）强调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干扰性变体。 　　上述的定义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强调的重点基本一致。即中国英语是中国人使用的以规范英语为基础，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与英语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 　　（二）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英语的存在是客观的，是合情合理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决定了各国都有各自特色的语言文化现象需要表达。英语在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的时候，也只能用带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中国英语来弥补其不足，由此，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如文化大革命（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等等。这些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特有事物，由于国人长期和广泛的使用，逐渐被英美人士所认同，补充并丰富了标准英语。本文将从语言顺应理论来探讨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有其合理性的。 　　二、理论背景 　　（一）Verschueren 的顺应论 　　语用学家Verschueren（1999）在他的《语用学新论》中提出了语言运用是基于“选择-顺应”的理论。Verschueren认为语言的过程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作出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性：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变异性（variability）是指“语言具有一种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商讨性(negotiability)是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地按照形式-功能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来完成”；顺应性(adaptability)是指“语言使用者能从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语言的三个特征是不可分割的，但顺应性是语言使用的核心。 　　（二）于国栋的顺应论 　　于国栋（2004）利用Verschueren提出的顺应性理论研究模式进行了研究。顺应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语言交际的行为和认知理论，它主要探讨语言的产出问题。它把“对与语言使用有关的语言现象作认知、社会、文化上的综观”作为其总的指导思想，以语言的选择和顺应为基本点，全面描述和阐释了人类使用语言的各种现象，深入探究了人类语言交际的心理机制及其过程以及社会、文化的作用揭示出语言运用的实质。下面我们将从顺应的角度从语言现实（ linguistic reality）、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和思维模式（thinking mode）层面看中国英语是如何选择及产生的。 　　三、“中国英语”-语言顺应的产物 　　（一）语言现实的顺应 　　对语言现实的顺应，于国栋认为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某个思想或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而不存在于另一种语言当中，就可能造成文化中的词汇空缺。所谓的词汇空缺指的是一些词汇是一种文化特有的，而不存在于另一种文化。这样的词汇不甚枚举的，如：四书（Four Books）、五经(Five Classics)、八股文(eight-legged essay)、二胡（erhu）、功夫（kungfu）等等。由此可见，所谓的地道英语在表达很多涉及中国本土的事物时，往往会束手无策。语言使用者要表达这种文化空白时，只能对语言做出新的选择。因此，大量富含中国文化的词就出现在英语中。 　　（二）跨文化交际的顺应 　　我国对外交流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英语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的全面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对外交流日渐频繁，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