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影响.docVIP

从《世说新语》看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内容摘要：《世说新语?德行第一》记录了汉末至魏晋诸多士人的品质和德行。本文主要从德行之高、孝悌之真、任性自然三方面探讨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影响。 　　关键词：《世说新语》 德行之高 孝悌之真 任性自然 　　魏晋期间，社会动荡，思想呈显著的变化趋势，儒家衰微，玄学兴盛。士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更也有别于前一时期。他们的价值判断、为人处世的方式、思想修养和从中变现出的卓尔不群的气质都体现出他们的高尚品德情操。《德行》为《世说新语》之首篇，所谓德行，即有道德的品行。在《德行》篇中看其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所产生的影响。 　　一.德行之高 　　《德行》第一篇：“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陈蕃（仲举）的言语是读书人的准则，行为是世人的规范。他刚到豫章太守任上，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主簿劝他先去太守府，他还是拒绝了，称这是效法武王礼贤下士。陈蕃作为汉末党人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行代表了这一时期士人所推崇的品德。他身怀“澄清天下之志”，在汉末高举士为天下先的旗帜，以身作则。《德行》第二篇中，周子居长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本篇记述了周子居对黄叔度的推崇，郭泰形容其为：“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也。”可见黄宪在时人心中的地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周采（子居）常常以黄宪为榜样，严格衡量自己，鞭策自己，使自己的德行不至于亏损。这种严格的自律，在魏晋名士中也有表现：第三十二则：“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东晋的阮裕在面对他人借车、自己烧车的两件事时的语言和行为，赞扬了阮裕所展现出的“德业”和“礼让”两种德行，凡是有人来借车他必借的乐意助人，可当他得知有人为了葬母而不敢借车这一事情之后，便将自己的车烧了，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才会让别人有难处时反而不敢开口借车，这种自我检讨的行为为后世所褒扬。 　　德行，是一个人内在品德修养的外显，是自觉修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汉末名士周采与东晋名士阮裕高度的一致，这种一致其实就是体现了魏晋名士对东汉名士德行的继承，或者说是东汉名士对魏晋名士的深刻影响。 　　二.孝悌之真 　　武帝后汉代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至魏晋时期仍然沿用，这是由当时政治巩固、经济发展、思想状况和统治者的成功治国经验等决定的。《世说新语?德行》记载最多的是魏晋士人的孝行，共13篇：有事后母谨慎的王祥；有遭大丧而哭泣备礼的和峤；有遭艰而哀毁骨而立的王戎；有虽不是孝子，却为郗公三年心丧的周翼；有亲自为母烧火做饭的祖光禄；有事亲谨顺的王长豫；有八岁误伤指而大哭的范宣；有因母爱吃而收集锅粑的陈遗；有因母丧而号踊哀绝的吴道助、吴附子兄弟；还有为谨武帝服丧、整日涕泗流涟的孔安国。 　　古人有云：“百善孝为先”。第十四则：“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暗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这是王祥侍奉后母至孝的故事，从中可见汉代以孝至上观念在入晋后仍遗风尚存。在第十七篇中：“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王戎与和峤都遭遇大丧，王虽不拘礼数（喝酒吃肉），但痛苦之状发自内心，和氏虽合于礼数但只是表面，因此刘仲雄向晋武帝称赞王戎。第二十则：“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如使一恸果能伤人，?F冲必不免灭性乏讥。’”王戎因遇大丧，形容枯槁，伤身伤性，能看出他丧失亲人的悲痛，但他不拘礼数，喝酒吃肉，世人却依旧称赞他。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礼教的约束，展现了魏晋时期礼法被自然之情取代，彰显了魏晋名士对真情实感的重视。当然，孝道打破了礼教的约束并不始自魏晋，而是从汉末就已经开始。 　　三.任性自然 　　《世说新语?德行》篇在张扬汉末至魏晋名士德行之高、孝悌之真的同时，也描绘其任性自然的一面，从而也构建出了“魏晋风流”的内涵。汉末，士人的这一方面还不是十分明显，争议于名教的礼数与自我性格的张扬，一些名士并没有全然抛弃礼的规范，走向顺任自然的老庄之路，然而表现“礼”注重其自然随性的现象已经显露。魏晋时期，士人们顺此发展，纷纷发挥自己的个性，彰显与众不同的人格。阮籍应该说是一个代表，他虽狂放不羁，但也“未尝臧否人物”，“喜怒不形于色。他的生活态度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深沉如海；对待政治愤世嫉俗，却不弃世自弃。他向往的是一个纯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