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内在与外在规模关系视角看政府适度规模构建.docVIP

从政府内在与外在规模关系的视角看政府适度规模的构建 　　摘要: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两个部分。根据政府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的相互关系和建国以来我国进行的多次行政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出单靠限制政府的外在规模,难以达到构建适度政府规模的要求,必须标本兼治,从政府的内在规模入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并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横向、纵向的改革,才能获得科学合理的政府外在规模。 　　关键词:内在规模 外在规模 途径 　　 　　本文试着从政府内在规模与外在规模的关系角度,讨论构建适度政府规模的途径与方法。 　　一、政府规模的内涵 　　政府规模是基于对政府职能的明确定位及对行政权力范围的设定,并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确立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政府的内在规模,是指政府的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和界限,简言之,即职能规模与权力规模。政府职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权力规模即是指政府所应具备的使自身职能得以实现的权力。政府的外在规模即政府的机构数量和人员数量。[1] 　　政府的内在规模决定政府外在规模,合理适度的政府内在规模是确定合理适度的政府外在规模的前提与基础,政府外在规模是政府内在规模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 经验与教训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 政务院由35个工作部门组成。 1955至1956年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之后, 国务院共设有81个工作部门。1964年底, 国务院进行第二次机构大调整时, 共设77个工作部门。1981年底, 国务院共设有机构100个, 达到历史最高峰。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机构改革,1988 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减少到65个, 1992年底国务院组成部门又增加到83个, 1993 年再次机构调整, 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到59个, 1998年机构改革后, 国务院组成部门减少到29 个。[2] 　　由此可见,尽管建国以来进行过多次以精兵简政为目标的行政机构改革,但往往是精简之后又出现反弹,政府规模膨胀的问题反复出现。究其原因,是没有抓住源头,改革仅仅停留在改变政府的外在规模这一层次,而不触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府内在规模,可说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如果政府职能定位不明确,就无法确定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么,在进行机构改革的时候,就无法确定究竟哪些部门应该扩大规模,那些应该缩小规模,哪些新部门应当设立,哪些部门因为已经不合时宜而应该被撤销。以往的政府改革只是单纯的强调精兵简政,但是,精兵简政缺乏前提与依据,无所适从,只是为减而减,就导致该减的没减,不该减的反而被减掉了。以至于改革之后进行工作时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于是就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扩张,陷入了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恶性循环。 　　以企业的发展为例,企业在发展的不同过程中,为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组织结构会因其面临的不同情势而做出相应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如设立新部门,是对某种新功能的需要,裁减旧部门,是因为旧部门的功能已经不合时宜。企业也会根据某一部门的功能变化,调整其规模,使得其规模与作用相适应。企业会考量某一部门所应起到的作用,从而确定其发挥功用所需的人、财、物,即首先确定部门的内在规模,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其外在规模。 　　不难想象,如果政府的改革从政府的内在规模入手,做到政府定位科学,职能明晰,清楚地知道自己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就可以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效果来确定为达成这一目的所需的政府外在规模,即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机构和人员数量,从而获得适度的政府规模。即要想建立适度政府,获得科学合理的政府外在规模,就要首先确定政府的内在规模。 　　三、构建适度政府的路径 　　(一)找准定位: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对政府的的角色定位,先后经历了统治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种类型。统治型政府和管制型政府尽管存在很多差异,但究其本质都具有强制性,都是将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以政府本位权力本位为运行基础和根据。 　　以登哈特夫妇的观点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政府的职能在于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共利益是政府工作的目标而不是副产品,政府的职责即是为公民服务,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本质要求即政府应扮演服务者的角色,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指导,为公民服务。服务型政府应是有限的政府。统治型政府和管制型政府主张政府独揽一切事物,既掌舵又划桨,结果造成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硬要管却管不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必须转变建设大而全、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的观念,管得最多的政府不一定是管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