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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股东行为探究中国公司治理的法治精神 　　[摘要]通过研究股东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分析我国公司治理，包括采用二级市场的股权投资操作、行使投票权、诉讼权、私下协商或者公开表态、递交提案等形式。公司治理需要内部组织架构完整，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通过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外部需要借助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媒体和公众监督，完善企业管理；企业要避免人治风险，还需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和引导。 　　[关键词]公司治理；股权投资；投票权；股东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6-0100-03 　　2015年中国证券市场出现“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千股涨停再跌停”奇幻场景。2016年1月8日，证监会紧急出台《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防止大股东减持对股市产生巨大的冲击。尽管影响上市公司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在股灾面前，任何公司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制约股东行为，防范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 　　一、股东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股东的举措尤其是大股东的行为绝对会影响公司发展。一般来说股东行为要受到约束，从理性投资的角度采取积极的办法，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参与公司治理，防止公司的利益受损。 　　（一）从正反两个案例研究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1万科股权之争 　　2016年12月19日，万科宣布终止与深圳地铁的重组项目。万科的控制权因二级市场中的恶性投资行为有旁落的风险。 　　证监会和保监会联手监管，保监会专题会议严厉警告“险资股权收购禁止使用杠杆资金”。前海人寿和掌门人钜盛华运用融资融券、收益互换、股权质押和资管计划四种加杠杆手段，试图从发起举牌发展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在最终前海人寿被保监会暂停“万能险”新业务，三个月内不允许申报新业务，而且将接受保监会的进驻检查。2017年前海人寿姚振华被监管部门暂停保险业务资格。面对股权可能发生的变化，万科的股权安排是否合理，面对二级市场的恶性收购是否有足够的警觉，公司治理结构是否有漏洞，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另外还发生了恒大地产和宝能控制权之争，这也与万科的股权有一些关联：第一，保监会暂停了前海人寿的万能险业务，查险资举牌问题；第二，恒大公开表态不会成为万科的控股股东；第三，前海人寿受监管处罚，将减持格力，万科股权2017年1月6日后可减持。 　　在这样的股权争夺战中，股东通过公开渠道发声，运用媒体监督、公众监督、法治监督的力量，防止公司利益受损。 　　2深南玻创始人丧失控制权 　　深南玻第一大股东“宝能系”将自家代表陈琳选为代理董事长，2016年11月15日，深南玻七名核心高管辞职，2016年董秘及两名独立董事辞职。宝能系的前海人寿通过二级市场及定增方式购买深南玻股份，前十大股东，有四家被姚振华控制，前海人寿的两个产品及自由资金、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总持股达到2439%，在董事会及高管层安排三名宝能系的人，最终将开创者和管理层全部驱逐出局。先不考虑险资是否合法收购，至少以此洞悉深南坡自身的问题。 　　1984年成立的南玻A主要问题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北方工业只有362%的股权，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深国际及新通产成为实际第一大股东，股份加起来也只有559%。股权结构不合理是造成被动局面、成为收购目标的主要原因，而且在公司策略中并未采用金降落伞或者银降落伞、邀请白衣骑士或者毒丸计划等应对方法，很显然股份公司监管存在缺位问题。 　　（二）股东策略中应遵循契约精神并坚持法治 　　雷士照明创办人吴长江因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被判刑14年。1998年吴长江、胡永宏、杜刚合伙创办雷士照明，比例分别为45%、275%、275%。2002年，吴长江股权被稀释，三人均持股份。2006年，吴用16亿收购胡永宏、杜刚股份。为了稀释股份，获得16亿，吴长江引进财务投资者软银赛富、高盛和施耐德电气。2012年赛富和施耐德“逼宫”，吴长江被罢免，软银赛富的阎焱出任董事长。吴长江邀请德豪润达的王冬雷夺回权利，王冬雷入股雷士照明担任董事长，王冬雷入局后引起新一轮控股权之争，2014年吴长江再次被驱逐，直至最终入狱获刑。 　　在任职期间，吴长江未经股东会同意，擅自为自己的大厦银行贷款做担保，造成上市公司利润损失。创始人完全不顾法治精神，将公司当成自己的个人公司，包括监事会、财务部门在内的监督机构，都没有及时制止个人担保行为，或者董事会没有获得相关汇报，说明公司治理出现问题，监管处于无效率的状态。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曾经用稀释股权的方式，将联合创始人出局。创始人确实存在局限性，需要用制度进行约束。 　　财经作家杜博奇认为要用制度约束人性。上市公司更应该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