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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能力到主体社会动员研究的话语转向 　　[摘要]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转型话语，是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背景下，转型话语将被市场体制话语取代，社会动员研究的焦点将从社会动员能力问题转向社会动员主体问题。社会动员研究话语的转向将使我们把现实关注点转向对社会动员主体的认同与培育。 　　[关键词]社会动员能力；动员主体；话语转向；国家；农民 　　[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1-0061-03 　　 　　一、转型话语与社会动员能力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社会动员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议题上。如吴忠民、杨福忠等学者就认为当前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弱化了。吴忠民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原有的社会动员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就总体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似乎在淡出中国社会。杨福忠指出，一些乡镇干部通过权力的非正式运作，虽然都动员农民实现了国家意志，但从实践过程来看，事实上目前农村中国家运用正式权力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下降了。他认为，基层干部运用非正式规则行使国家权力，表面上看是农民对国家的妥协，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对农民的让步，是基层干部在原有权力行使方式受阻而不得不做的一种变通。对于国家动员能力弱化的原因，杨福忠认为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政治体系制度化水平低、政治体系的沟通渠道不畅通、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 　　孙立平、晋军、郭于华、马明杰等学者所持的观点与杨福忠、吴忠民的有所不同。他们也在总体上承认当前国家对农民动员能力的弱化，尤其是进行组织化动员能力的弱化，但是认为在某些具体的实践条件下，国家仍然能够发挥较强的动员能力。孙立平提出一种过程一事件分析方法，认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他认为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就取决于实践过程。事实上，在由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的进程中，既有的社会动员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国家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减少和动员能力的相对弱化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市场化的应有之义。 　　国家对农村或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成其为一个问题，首先是鉴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组织行政能力的弱化，其二在于在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中国家对农村或农民的动员能力是很强的，或不成其为问题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实施全能控制的公社体制解体，继起的农村基层组织由于对农村或农民的活动空间和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前大为削弱，因而其行政能力的虚化就不可避免了，接下来自然就是基层组织对农民动员能力的弱化。由农村改革到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弱化，这看起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即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弱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为大家乐此不疲地进行探讨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改革前，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动员能力是极为强大的，因此，当改革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动员形势发生变化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但是，除了这个简单的原因外，对基层组织动员能力的探讨背后还有着深刻的话语背景。这个背景就是社会转型，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垄断农村稀缺资源和农民活动空间，对农民的动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国家那时实行的就是动员型体制。同样，如果是在市场体制已经确立的社会，国家对农民的动员能力也不会被问题化。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国家对社会资源和活动空间的垄断性控制不再现实，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国家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性控制越来越不可能，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各种市场主体也诉求着属于自己的结构性的社会活动空间，这使得国家对社会活动空间的控制也不再是没有竞争性的，各种市场经济组织或市场主体现在和各级政府组织分享着对稀缺资源和结构性社会活动空间的支配，因此也分享着对民众的动员潜能。这样一来，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的下降就是一个合理化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会成为纠缠我们的热点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讨论问题的话语既不是计划体制的，也不是市场体制的，而是转型话语。计划体制下的话语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市场体制下的话语也不会把这个问题作为焦点，只有在转型话语中，大家才会关注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为什么会在改革前后发生变化，为什么前后会发生大的反差。因此，对国家社会动员能力的关注其实是站在社会转型的角度探讨社会动员问题，分析社会动员在转型过程中的异变以及造成这种异变的转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