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戴学研究看他反传统.docVIP

从胡适的戴学研究看他的反传统 　　摘要：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重新诠释戴震思想，充分挖掘戴震在反理学方面的独特建树，把戴学作为反传统的一面大旗。胡适的戴学研究有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以胡适戴学研究之点看他反传统之面，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关键词：胡适;戴震;戴学研究;反传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2-0087-0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作者简介：谢艳霜（1982―），女，广东番禺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 　　戴震是清代乾嘉学派的巨擘，又是在考据之风弥漫的情况下有杰出哲学成就的思想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程朱理学被尊奉为“朝廷正学”的局势下，戴氏敢于批判朱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其哲学体系。不过，戴震之学在当时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20世纪初，由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努力，戴震被“重新发现”。在此影响下，胡适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整理国故”时期对戴震之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胡适戴学研究的关键点是“以戴攻朱”。胡适企图以戴统来取代影响深远的朱统，而胡适反传统，也主要体现在其反朱统。本文试图通过胡适戴学研究之点来看他的反传统之面。 　　一、胡适反传统的历史背景及其 　　戴学研究的现实原因 　　胡适是“五四”时期反传统的斗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建立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信念之上的。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个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地说，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1]胡适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没有绝对适用的制度、教训、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重新评价。基于这一原则，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评，得出了必须反传统的结论。胡适认为中国缺乏适应时代需要的东西，中国有的只是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专制、迷信以及各种落后的心理和观念，因此，必须否定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可见，胡适反传统是相当彻底的。 　　胡适反传统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四”时期是充满激情的、猛烈的全盘批判，一般认为是“破坏的事业”;后“五四”时期是稍为温和的、委婉的整理国故，一般认为是“建设的事业”。他在前“五四”时期激烈地批判传统，而在后“五四”时期则在“整理国故”旗号下开展对传统的重新诠释与理解。这似乎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也曾经引起了忠诚追随胡适批判传统者的困惑。对此，丘为君先生这样解释：“‘启蒙’时期批判中国传统中不合理的成分固然引起广大社会青年的共鸣，但是要肩负改造整个中国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使命，对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学者显然过于沉重了。在这种现实的考虑下，从传统里找出无害的（或者相对而言害处较少的）成分，并且透过创造性诠释的途径来加以改造，使得这个旧的、老朽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传统得以重获生机，应该是一条比较容易的道路。这个选择，便是相对低调但是却更为久远的胡适‘整理国故’运动事业的主要精神。”[2]129笔者大体上赞同丘先生的看法。事实上，从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的力作来看，胡适在后“五四”时期的事业应该是前“五四”时期反传统的延续。他通过挖掘传统中的某些成分（往往是不太为人注意的成分）来反对传统中的另一些成分（往往是影响甚大的正统成分），即“以传统反传统”、“以传统攻传统”。如此一来，手法上温和委婉，效果上反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因此，“整理国故”时期胡适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戴学研究，既可以说是他对传统的重新发现，也可以说是他以传统中的非正统来反对传统中的正统。在元、明、清三朝，最重要的正统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传统。胡适和“五四”前后的很多人都痛恨这一正统。 　　胡适在20世纪初期钟情戴学，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 　　第一，戴震提倡严谨的“考据精神”与胡适主张的“科学精神”相符合。乾嘉考据学素以严谨的求真务实的考据精神著称，而戴震更是其中的典范，这与胡适当时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精神”十分相似。于是，胡适便将清代学者的这种态度（即经验主义态度）与科学精神等同起来。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3]208很显然，胡适是在“科学主义”的光照下，将清代的考据学与现代意义下的西方科学连接起来。在胡适眼里，戴震便成为深通“科学方法”、得“清学的真精神”的“清学宗师”。胡适甚至径直称戴震为“一个科学家”，说他“专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3]211。可见，胡适借着当时由他自己所推动的杜威式的实证主义思潮，给清代考据学戴上了“科学”的帽子，并以此来肯定甚至有点夸大清代考证学在近300年期间所创造的学术成就，从而批判缺乏科学精神的考证学的对手――理学。 　　第二，戴震批判“以理杀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