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稼轩词为例试论理学对南宋词渗透与影响.docVIP

以稼轩词为例试论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 　　摘 要:宋室南渡后,理学日渐盛行,并逐步向官方哲学的方向发展,不但对文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明显影响,而且使“有宋一代文学”――词从词学观念、创作题材到创作方法都带上了鲜明的理学色彩印痕。辛弃疾作为开南宋一代词风的文人,其“稼轩体”以理入词、以文为词的风格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思想内涵,强化了词的哲色彩,促进了词的雅化,鲜明地表现出南宋时期理学对词作的影响。 　　关键词:稼轩体;理学;南宋词;渗透;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69-05 　　 　　南宋词在北宋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与创新,风格境界为之一变;南宋也是理学发展日益高涨的时期。作为有宋一代之学术的理学与一代之文学的词,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形成互存互动、内部统一的模式,尤其表现在理学对南宋词的渗透与影响方面。这一点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及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由创造这一文学与文化现象的共同的创作主体――宋代士人阶层――所决定的。 　　 　　一、理学与词的关系渊源 　　 　　理学是中国中古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滥觞于中唐以后,在北宋庆历之际正式崛起,到熙、丰年间形成不同学派,奠定了理学的学术基础并初具规模。进入南宋后内部的反对派出现,但并没有阻碍它向官方正统哲学方向发展的步伐。词被称为“诗馀”,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经晚唐五代到宋代时,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也是宋代的代表性文体。理学与词是产生于同一创作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宋代是它们的发展进入高潮的时代。表面看来,词不同于诗文的正统地位,常“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而理学多讲究正心诚意之学,谈性论命。二者似乎有着格格不入的情与理两极的难以调和之处。其实不然。宋词与理学从一开始就对立统一,具有深层次的互存互动,这正是由于其共同的创造者为宋代士人及宋代士人的双重性文化性格所决定的。 　　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而重用文臣以来,形成一种养士、重士、爱士的文化环境,宋代士人物质生活优厚,政治生活开放,个人生活自由,特别是随着儒学复兴以后士人培养形成了批判精神、忧世精神、包容精神和深思内敛精神。他们以自信与阔达的姿态审视种处有形和无形存在,一方面是真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的自我修养与社会责任感,一方面是肉体层面的感受体验等“形而下”的感性探讨。由此,宋代士人庄、达、雅表层性格中夹杂着复杂的“情俗”痕迹,立德立言的永恒价值与及时行乐的浅俗观念并存,厚德载物的复古方正与嗜狎恋艳的享乐情怀并存。这种二重性便是宋词与理学能够在同一片文化土壤上同步成长并壮大的重要基础。理学家一方面站在传统伦理的理念层面对“艳科”“小道”的词表示不赞赏态度,另一方面,理学家又无一例外地在骚动、激荡的生活情调撩拨下显露出其符合宋文化特征的合“情俗”的一面。 　　钱穆先生论两宋学术云:“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1]北宋初期的庆历新政,不仅使儒学得以复兴,成为宋元明理学的发端,也使宋词的创作主体开始以一种富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性格和主体精神出现在宋文学史中,词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2],揭开了宋词发展新的一页。理学发展到北宋熙、丰时期,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理学”建立了它的理论框架,各大理学派别开始按照儒家本体意义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荆公新学”“东坡范式”到“复雅词风”,词风的变迁始终沿着理学的发展轨迹前进。尤其到了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文人士大夫的“庙堂”情怀,使他们的忠君爱国意识及社会责任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宗“义理”倾向,其中“义理”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均与理学有着极为明显的亲缘关系,表现在词的创作方面,就是义理化与伦理化的发展,如出现了类乎语录体、答问体、贺启体、奏疏体的理蕴词。 　　由此可见,词与理学在唐代最初发轫时,如同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各自发展演变。而进入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后,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对立统一,互存互动,最终理学观念向词作中渗透,词作也广泛吸收理学观念,形成南宋独特的词风。 　　 　　二、稼轩词与南宋理学 　　 　　南宋时期是理学的发展高峰。这一时期中理学方面的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出现了朱熹、陆九渊、张?颉⒙雷媲?等十分重要的理学大家。理学家之间的争论、辩难,呈现出一派颇为热闹的景象。而由北宋时期出现的许多理学的概念、范畴、例题,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始走向深刻和精密。南宋中期为理学的鼎盛时期,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虻摹昂?湘学派”和吕祖谦的“金华学派” 等 　　诸多派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