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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德福思想当代价值 　　【摘要】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主要关涉个体道德修为与对自身获益之间的关系。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普遍重视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明确划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因此，以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视野来看，先秦儒家的“德福”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关键词】先秦儒家 德福思想 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道德哲学所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学说有着丰富的关于道德哲学的学术资源，其中关于德福关系的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福”的内涵不仅关涉时遇等问题，也涉及内心的愉悦等身心问题。因此，“福”不仅包括得到才华施展的时遇、具有一定的实践政治抱负的社会地位、拥有财富，还包括获得身心的愉悦、和谐，以及健康长寿。 　　见利思义与衣食富贵 　　先秦儒家在高扬“义”的同时并不反对富贵财富。“义”涉及个体在道德修为方面的价值选择，而富贵财富涉及“福”的方面。孔子在义利观上主张“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在孔子看来，与有益自身的利益相比较，符合道德原则的“义”的价值选择永远具有优先性，甚至为了“道”的追求，可以无视关系现实福祉的众多方面。因此，孔子也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具有理想人格之君子，也是道德修为之主体，在追求自己理想之道的过程中，并不太在意形而下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一般人所具有的衣食需要。 　　然而，孔子并不因此而反对富贵财富。孔子对于“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并提出了“先富后教”等思想（《论语?子路》）。因此，孔子从整个国家治理的视野意识到，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在于保障人民形而下的生活，衣食富足是第一序的问题，教育所涉及的精神世界的提升则是第二序的问题。 　　孟子在继承了孔子“见利思义”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仁义”之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之时，面对梁惠王充满期望的质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摒弃所有从利益出发的思维模式，强调应该从“仁义”的价值选择出发思考问题。①但孟子也主张当政者要“制民之产”。孟子指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形而下的物质生活保障是非常必要的，直接影响到精神世界的状况。因此，孟子认为当政者应该竭力保障人们的物质生活。 　　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很多学者倾向于将儒家的幸福观明确区分为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②从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的区分上来理解孔子的德福思想，突出儒家对精神性幸福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易于抹杀儒家对幸福的整体性理解。儒家并不否认物质性幸福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及能给人带来的积极意义，而且物质幸福与道德幸福本身也应是相互促进。 　　天爵与人爵 　　先秦儒家在处理德福关系的问题上明确区分“在我者”与“在天者”。孔子对“天”非常敬畏，将人世间的终极决定权诉之于“天”。孔子在匡地被拘禁的时候，面对人生的巨大困境乃至生死问题，提出了人事与天命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天”在人事的努力之外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放弃个人为完善生命所做的各种努力。 　　孟子划分了人事与天命的不同领域，以此来处理德福问题的思路表现地更为明显。孟子的“天爵”与“人爵”、“在我者”与“在外者”的区分，凸显了其德福思想的重要内容：“天爵”及“在我者”涉及到人的道德修为及德性境界，是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修养维度，而人爵涉及现实的官爵职位等，可代表现实的福报维度。在孟子看来，道德修养境界所带来的幸福和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不同的层次。道德修养境界属于人的内在层面，人们现实所获得的各方面幸福属于人的外在层面。 　　颜渊之乐与积善成福 　　先秦儒家在德福关系上注重协调个体与群体关系。在个体幸福上，儒家更强调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孔子非常欣赏颜渊之乐，颜渊之乐与一般人所乐不同，不是拥有财富、富贵的快乐，而是在追求理想之道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愉悦。孟子也称赞颜渊之乐。这是在个体方面，先秦儒家更多地关注道德修养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不太特意关注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而群体幸福方面，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孔子和孟子都注意到了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上的幸福的重要性，所以孔子有“先富后教”的思想，孟子提出当政者要“制民之产”。 　　荀子更有“下富则上富”的思想，强调个体幸福与群体幸福的一致性。高扬“性恶论”的荀子注重从现实出发，看重人的社会属性，更深切地领悟到社会对人的巨大影响。因此，荀子的德福观更具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