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doc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摘要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①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②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③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④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关键词 全要素生产率；资本要素生产率；LPI；ISP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1-0053-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07 　　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归结为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从1981年的19.62%飞速上升到2014年的80.56%，同时“人口红利”爆发，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然而，自2011年逐年下滑的经济走势印证了新古典经济学投入驱动增长模式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观点。一方面投资率和人口红利终将面临拐点，不可能持续走高；另一方面要素投入达到一定规模一定会遇到报酬递减的问题[1]。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阶段，终将面临经济增长的“阵痛”调整期。当前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改善投入产出关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学者们预测城镇化的过程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届时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70%。所以城市经济发展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因而不同于以往从省级层面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从城市层面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及各单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变化情况。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投入要素的综合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要辨析每一种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以往的研究方法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是加总层面的指数，无法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而不能够明确地辨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背后的关键因素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主要有索洛余值法、扩展索洛余值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因此，本文沿袭并突破了Chang et al 2012年的研究[2]，采用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LPI）进行改进，采用基于投入松弛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Input Slack-based TFP，ISP）?聿舛群头纸?22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998―2013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每种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分离出来，辨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究竟是由哪种要素生产率驱动的。相对于Chang et al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传统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投入导向SBM距离函数能够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条件下实现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测算，突破了于Chang et al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