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周之际长梁青铜器.docVIP

关于商周之际长梁青铜器 　　近年来，宝鸡石鼓山墓葬连续发现大规模西周早期青铜器①，这些青铜器多有浮雕很强的平面装饰以及外突程度很大的立体造型，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类似突出装饰的青铜器，在邻近石鼓山的宝鸡茹家庄和竹园沟墓葬也较为多见。同样是在这一地区，1929年在戴家湾因为盗掘出土的青铜器，也具有类似特征②。在上述地点那些外突造型青铜器中，腹壁两侧伸出长梁者，是装饰浮雕化的极致之作。这些青铜器目前多流传于海外，这里集中讨论，或对认识石鼓山青铜器另有助益。 　　一 　　1929年，宝鸡戴家湾出土两卣一方彝等3件长梁青铜器。陈梦家的《美集录》对此有著录③，在其图录的夔龙纹鼎（A26）条下记有：“1929年军阀党毓坤在陕西宝鸡县的祀鸡台盗掘铜器甚多，此与本集A643方彝和A591卣皆是同时出土的同组铜器”，他这里所说的A591卣其实包括了形制相同的两件。 　　两件提梁卣现今分别收藏于弗利耳美术馆和波士顿美术馆，其器形、纹饰完全相同，只是大小有异。据陈梦家《美集录》所记，弗利耳卣形体高大：高50.9、宽34.8厘米（陈梦家A591（2））（图一）④，波士顿卣明显较小：高35.5、宽22.8厘米（陈梦家A591（1））（图二）⑤。器形上，两卣横截面均作椭圆形，子口上承器盖，腹下接圈足，较高的盖口与圈足折棱以下较高的立阶相互呼应，这使得器盖与圈足占据了器体近半的高度。提梁横跨于卣的短轴两端，并形成一个接近长方形的弓形。 　　卣体器表装饰纹饰以鸟纹为主，间以竖棱纹。从器盖至圈足共有鸟纹五周、竖棱纹二周。鸟纹大类有两种：下腹与盖口下为勾尾鸟纹，带有掌形的冠和竖立的翎羽，其他三周为西周早期常见的上卷尾鸟纹，鸟躯尾窄长而蜿蜒。此外，突出器体部分如提梁、兽首，其上的装饰有夔纹、兽首等，纹饰与器表有所不同。在器表之外，卣体四面都伸出有夸张的扉棱，加之提梁、长梁和兽首等横向突出物，整体器形显得较宽。特别是卣四面各伸出一条向外渐厚的扉棱，进一步加强了器物的厚重感。 　　卣体上述类别繁多的装饰，构成平面满幅花纹、立体凌空交错的纹饰效果。这种提梁设在短轴的卣，流行于商末周初很短的一段时间，并且多作类似的豪华繁缛的装饰，显得华丽而浮夸，给人极深的印象。初见此卣，其繁杂的装饰甚至还容易有眼花缭乱之感。但在总体的观感上，这些装饰不仅具有构图规整、布局有序、搭配错落有致的秩序感，同时还具有豪华、多层次的冲击力。以下我们展开谈谈这些秩序感和冲击力的表征。 　　两件提梁卣装饰中的秩序感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三点。 　　（1） 和殷墟文化时期以来的青铜器一样，全器纹饰被整齐地安排为规整的单元。依照纵向弧度的变化而将装饰划分为不同的纹带，不同纹带的装饰在相同或相近的构图中变化。在纹饰的水平布局上，四条结构相同的扉棱将各周纹带划分为等分的四个单元，每两个单元形成一组纹饰――在这两件卣上，是两两相对的鸟纹。上述纹饰纵、横的单元安排，这主要是受到制作技术影响的结果。 　　（2） 器盖和器腹的平面装饰是各自布局，但作为一体的整体风格相同。不难看出，除了器身口部多了一周上卷尾鸟纹之外，器盖与腹部纹饰布局几乎相同，都是竖条纹、上卷尾鸟纹和勾尾鸟纹各一周，呈现出组合式安排。这其中，勾尾的鸟纹在盖、器中所占幅面最大，装饰更加豪华，是主纹纹带。上卷尾鸟纹窄长而简略，应是作为附属纹带存在，而竖条纹则似乎只是起到过度或边栏作用。此外，反向的上卷尾鸟纹与勾尾鸟纹外侧下角的小鸟对应，是另一个视角的装饰设计。纹饰以组合形式呈现，是商末新出现并在西周时期开始流行的新趋势。 　　（3） 不同层面的装饰之间各有相同元素进行呼应。卣体从盖到器的四条扉棱，侧面轮廓都作“F”形，这是早期直条状扉棱进化的结果，相应地，卣体伸出的四条长梁，其侧面轮廓也作类似的“F”形。卣体长梁的顶端，各饰有一个半浮雕的牛首，相同的牛首在器盖的两端、提梁的两侧则以全雕的形式出现。提梁两端的兽首上伸出特异的五指掌形角，在勾尾的鸟纹上，这种掌形变换为横置的鸟冠。上述不同层面相互呼应的装饰元素，罕见于其他青铜器，体现了这类卣设计上的高等级和水准。 　　两件卣如前所述的装饰冲击力，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1） 多层次及半浮雕状的平面纹饰，显示出极强的装饰性。作为地纹的雷纹、半浮雕的鸟纹、鸟纹身上的阴线云纹，在同一空间共同构成多层次纹样，类似的风格是殷墟文化时期以来繁缛装饰“三层花”的通行方式。虽然“三层花”至西周早期已开始蜕化，但这两件卣所饰的“三层花”，雷纹细腻工整，阴线云纹圆润流畅，延续了殷墟文化时期花纹线条的精细。而在半浮雕花纹中，尤其是鸟纹的装饰，较之殷墟文化时期又有发展：鸟首及鸟目的瞳孔，凸起更高；鸟身以斜面突起表达羽毛的层次，是加强浮雕效果的新手法。 　　（2） 突出器表的附饰，极大地加强了装饰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