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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问题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选择、异地发展、单向流向、“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态度、以“解释问题”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文化自觉”等等问题，阐析了21世纪将形成新的文化轴心时代，将出现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研究将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众多思想群体将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文化交流 文化自觉 全球意识 跨文化研究 　　作者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文化的定义”问题，据说共有一百多种定义；其次是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问题；第三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第四是对文化思想的诠释问题；第五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在大量掌握材料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才可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这里只就几个文化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文化的双向选择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甲、乙两种文化互相选择的问题；第二方面是把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的外来文化作为双方，在原有本土文化和传入的外来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问题。这里我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例说一点意见。印度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至东汉中叶，先有安世高系小乘禅法与中国当时之“道术”（方术）相依，以“四大”配比“五行”、“五戒”配比“五常”，并说“无气”即“五行”即“五蕴”，《阴持八经注》释“五阴种”谓：“五阴种，身也。……又如元气，……元气相含，升降兴废，终而复始，轮转三界，无有穷极，故曰种。”此种以“元气”释“五阴”自与佛理相去甚远，而与当时之“道术”颇有相合之处。后另一支支娄迦谶大乘般若传入，往往又以玄学解释佛理，称为“佛玄”，依附于玄学。自东晋后，佛教之大小乘的经、律、论大量译成汉文，两种文化之不同日益显现，由此发生两种文化之冲突，如沙门敬不敬王者之问题、“神灭”与“神不灭”问题等等，但另一方面佛教般若学实又是接着魏晋玄学讲，所讨论的仍是玄学问题。宋齐之后涅学兴起，至梁大盛，我们可以发现涅学与般若学有着前后相继之关系，盖因在般若学破除一切世间虚幻的假像之后，“佛性”才得以彰显，而通过修行达到“涅”才有可能。故梁有关于“佛性”问题之讨论，宝亮列“佛性”问题之学说有十家之多。僧肇之《肇论》虽用的是印度佛教般若学的理论，但所讨论的仍是玄学的问题，“涅佛性”问题实已与中国传统的心性学说不无关系。至隋唐后，印度佛教之中国化逐渐兴起，天台之“一心具万法”，华严之“离心之外，更无一法”，禅宗之“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等，上可接先秦之心性学说，下可开启宋明之“心性学说”（或谓“性即理”、或谓“心即理”）。特别是禅宗，不仅吸收了老庄（特别是庄子）的“任自然”之思想，而且也把儒家的“忠孝”思想纳入其体系之中（如契嵩本的《无相论》，宋大慧禅师的“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而较为印度式的佛教宗派唯识宗虽有玄奘大师提倡，但仅仅30余年在中国就不大流行了（近代唯识学一度兴起，又当别论，此不赘述）。这就说明，两种不同文化相遇后，在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为什么密教在汉地兴盛了一段时间后衰落，却在西藏、川北等地区与苯教结合而产生了藏传佛教。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相遇时（特别是有较长历史的文化传统），不仅原有文化要选择其能吸收并加以消化的外来文化，而且外来文化也需要改变原有某些成分，以适应所传入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要求。这种文化的双向选择不仅在历史上发生过，在当今文化的交流中同样会起作用。这就是说，原有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传入后有一个选择过程，外来文化对所传入的民族的文化也有一个适应和变化的过程。 　　 　　二、文化的异地发展和单向流向 　　 　　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许多这种交流中，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最后也会超过她们的老师。”①当然就目前情况看，我们还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大大地落后于西方。至于将来我们能否超过西方，一方面要看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还得看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情况。在历史上，这种文化异地发展的情况所在多有，上面罗素说到的欧洲文化发展的情况就是一例。同样，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产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公元１世纪时传入中国，而到8、9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至14世纪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