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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贪污贿赂犯罪修正内容述评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惩治腐败犯罪法律规定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较大修改，为惩贪肃腐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对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过，也需要指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改并非尽善尽美，仍然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有必要略作评析，以期对修改内容的理解与适用有所裨益。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修正内容 　　（一）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 　　1.规定了“概括性数额+情节”的模式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对贪污受贿犯罪采取以具体数额作为量刑标准的立法模式，后被现行刑法所继承，并延续至今。现行刑法以五千元、五万元、十万元为标准分多个量刑档次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然而这一立法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具体数额无法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出个案的社会危害性，难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做到罪刑相适应。实际上，我国刑法对其他经济、财产犯罪并没有采取具体数额标准的立法模式，而是大量使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概括性数额标准，将具体数额的确定权授予最高司法机关，由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具体数额加以明确，以使其他经济、财产犯罪的量刑标准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刑法修正案（九）基于“概括性数额+情节”的模式，区分“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等4个罪刑单位对贪污罪、受贿罪的法定刑作了规定。在这一立法模式下，数额不再是贪污罪与受贿罪量刑中单一的考量因素，情节也不再是纯粹的法定加重处罚情节或法定从宽处罚情节，数额和情节都成了贪污罪与受贿罪量刑中的基本要素。 　　2.完善了从宽处罚措施 　　现行刑法仅在第383条第1款第（3）项中规定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即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个罪中体现“轻轻重重”的刑罚原则，刑法修正案（九）分两种情况规定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1）贪污、受贿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贪污、受贿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轻处罚。 　　3.设置了终身监禁措施 　　国外的终身监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1）绝对终身监禁，是指法官在判处刑罚时没有任何自由裁量余地，必须适用终身监禁，但是罪犯有机会在执行过程中获得假释，如英国的谋杀罪。（2）裁量终身监禁，是指法官可以根据犯罪严重程度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还是其他刑种，罪犯有获得假释的机会，大部分终身监禁立法采用此种方式。（3）无假释终身监禁，要求罪犯服刑终身，不能适用假释，但允许赦免，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此种规定，美国现有3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以及联邦适用无假释终身监禁，另有14个州采取至少服刑25年才能假释的终身监禁。①刑法修正案（九）借鉴上述国家的规定，对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基于慎用死刑的刑事司法政策，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适用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措施，防止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减刑、假释使这类罪犯服刑过短。 　　（二）严密了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 　　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的受贿行为进行了有效规制，但却没有将相关的行贿行为规定为犯罪。一般认为，受贿与行贿之间存在对合关系，现行刑法将受贿与行贿、单位受贿与对单位行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这些具有对合关系的行为都实现了犯罪化，起到了较好的预防和严惩贿赂犯罪的效果。而实践中，请托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以财物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要遏制利用影响力受贿的行为，就必须将请托人给予财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况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8条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