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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辑职能演变思考 　　广义说来编辑工作是历史上最悠久的职业之一，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收集、整理、规范、提炼既往社会各种样态的思想、知识、信息等文明成果，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知识范本和智力支持。时变事移，伴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技环境的变迁，中国历史上的编辑职能虽然基本稳定，但其性质、功能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倘要说得具体，大致经历了以收集与诠释、整合与开拓、创意与造新为特征的三个发展阶段。透析编辑职能变化的历史，探究其间存废兴续的规律，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工作显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收集与诠释 　　 　　从先秦时因礼乐崩坏，经典多有荡废，故诸子百家各有收拾抉发，由此诞生最初意义上的文献编辑与整理开始，到鸦片战争前是第一个阶段。其时编辑职能主要表现为对经典文献的收集、整理、归纳和诠释，并创建编辑体例。 　　在184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社会底层民众大多与文字无缘，文化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也被统治者用作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图书的载体，从龟甲到简、帛再到纸，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印制图书的技术，发展也非常缓慢。这些因素阻碍了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导致可以利用的文献和信息远称不上丰富，使用和查询也极不方便。因此，收集和整理文献就成为第一批编辑家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孔子被后世作为“至圣先师”顶礼膜拜，除了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大批出色学生之外，主要是他曾经遍览古时文献，编纂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经失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产生重要影响的大编辑家。但“六经”并非是孔子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曾说过，“六经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可见，他是在前人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识和眼光对周朝经典文献作了独具特色的梳理，并使之流传百代、沾溉后世。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突发时期，诸子百家精彩纷呈，其时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涵盖了儒、墨、道、法、兵、名、农、阴阳、纵横等百家学说，是当时体例谨严、系统最为完备的大型图书。由于编辑之司职甚勤，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和思想得以留存。经秦之焚书，文献湮没，汉刘向父子数十年不辍收集校理图书。中国早期典籍赖此得以规范和流传，是为编辑史上辉煌的一章。兹后历代文献图书因战乱等原因或聚或散概为常情，但每个时代不乏优秀的编辑，他们集学者与编者于一身，为了文献之保存流播而呕心沥血。 　　重视类书、会要和通志等书的汇集和编纂，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从唐代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至宋李等编辑的《太平御览》、杨亿等编辑的《册府元龟》，到明代解缙等人的《永乐大典》，再到清代陈梦雷等人的《古今图书集成》和纪晓岚等人的《四库全书》，征引文献无数，篇帙浩繁过千万，但总体上还是以收集整理为主。类书的出现，一方面是经历长期的发展，文化成果日渐丰富，文献积累越来越多，给阅读、学习带来诸多不便，类书的编辑出版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途径，并从某种程度上为后世百科全书开了先河；另一方面，凡成功的类书大都是在盛世修成，是封建统治者宣传主流意识形态、为王朝树碑立传的象征，同时也意在钳制思想，拢蓄人才。与类书侧重收集整理略有不同，会要是分立门类，记一代典章制度、文物、故实。宋代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的《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代姚彦渠的《春秋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都如此。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成果也不断增加，为便于阅读，编辑工作在方法上也代有创新和发明。东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分别编制了《别录》和《七略》，在图书的编辑体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更利于读者学习和阅读。而唐代杜佑的《通典》首创先总论、再分论、后议论的体例，保存了历代典章制度及沿革情况，为后世重视和沿用。继后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参考了这一编排体例并有新的发明。总体而言，类书、会要和通志的编纂者都着眼于文献的选择和知识提炼，这些编辑家依赖自己的深厚学养，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做了大量的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得以保留、完善和提升，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普及和传承。 　　收集、归纳和整理是此期编辑职能的主要方面，他们往往通过别有深意的编排和富有创见的诠释，使以往典籍的思想得以彰显，也使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偏向深深地渗透在书中。孔子修“六经”，是他感到“礼崩乐坏”，恢复周礼势在必行，因此孔氏“六经”有明显的儒家思想色彩，其追求也是“内圣外王”，意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长治久安；汉代以降，编辑整理文献典籍者，除对搜集之文献校理、编次，往往还作诠释注疏，如王逸之《楚辞章句》、郭璞之《山海经注》、朱熹之《诗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