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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汉古纸思考 　　 　　提到纸，人们首先想到纸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的。其记载见于《后汉书?宦官传?蔡伦》：“（蔡伦）永元九年，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自此以后，纸方为天下人共同用之，得以推广。 　　那么，纸到底是不是蔡伦发明的？在蔡伦之前，究竟有没有纸？自上个世纪以来，人们先后在敦煌及周边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纸张。这些新出土的纸的实物为我们研究古纸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五号汉墓中出土了一张纸地图，上面用墨线绘制了山川河流及道路图形，因受潮而裂为几块，墓葬年代在西汉初期的文、景时期（前179～前141年）。经分析化验和显微镜观察表明，这是用麻类纤维制成的麻纸。到目前为止，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纸张实物（《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砖瓦厂的一座西汉墓内发掘出古纸，原叠放在铜镜下面，外观呈米黄色，展开后断裂成数十块残片，最大的一块面积约10×10厘米，这种纸被称做“灞桥纸”，用植物纤维制造，因比较粗糙，用来包裹物品，比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纸略晚一些（朱启新：《文物与语文》，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流域曾作过考古调查和试掘。在汉代的塞墙和鄣亭燧等遗址中，掘得汉简1万余枚，详细情况载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一书，在《报告》中指出，在殄北塞（A10）中发现了“47枚有字简和残简”，在木文书中间“发现了一张纸文书，它也许是世间最古老的纸张”，“此纸后来遗失了……我已记不清楚纸文书的年代”。后来，有人对这批出土的木简进行了考证，1930年在殄北塞（A10）中出土的木简，大部分是武帝和昭帝时代的（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第三章，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而这张古纸也可能正是处于这一时期。 　　1972～1976年在肩水金关（EJT1:011）出土一团纸，编号为纸1，与纸一同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前5２年）。此纸经修复展平后，最大一块长21厘米，宽19厘米，色泽白色，质地细密坚韧，经化学鉴定和显微镜观察，含有大麻纤维。在肩关EJT30:03也出土一团纸，编号为纸2，长11.5厘米，宽9厘米，色暗黄，含麻筋线头和碎麻布块，质地较为稀松。（《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79年，马圈湾烽燧出土的纸，共五件八片，出土时均已揉皱，出土部位T12：07。纸黄色，长32厘米，最宽20厘米，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边缘清晰。同出土的纪年简，最早为西汉宣帝元康，最晚为甘露年间（前65～前50年）。另外在T10：06、T9：026，共出四片，与畜粪堆积一起，颜色被污染，呈土黄色。质地较细匀，同出土纪年简多为成、哀、平帝时期（西汉后期）。T9：025出土的纸呈白色，质地细匀，残边露纤维。T12：018共二片，呈白色，质地细匀，系于坞内F12上层，烽燧倒塌废土中发现，应为王莽时遗物（《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990～1992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纸文书，写有文字的残片共10件。其中汉代纸文书9件，晋代纸文书1件。汉代纸文书主要是文书残片和药方。西汉武、昭帝时期3件，出自T0212第四层，T0212④：1：色白，纸面粗而不平，有韧性，正面隶书“付子”，长方形，18×12厘米。T0212④：2：正面隶书“熏力”，12×7厘米。T0212④：3：正面隶书“细辛”。经考证，全为药名，根据纸的形状和折叠痕迹，当为包药用纸。西汉宣帝到成帝时期4件，其中T0114第三层出土一块，纸片为不规则残片，黄色间白，质细而薄，有韧性，表面平整光滑，有草书2行：“□特书来□致啬□”。为文书残片，7×3.5厘米。此外，悬泉置遗址还出土麻纸460余件，根据颜色和质地可分为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黄色厚、黄色薄8种。纸上写字者多为白色和黄色，时代从武帝、昭帝始，经元、成帝至东汉初及晋，并与简牍伴出。纸主要用麻织物和很小的丝织物制作，用于书写及包装物品，用于书写者质细光滑较厚，用于包物者则很粗糙（《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 　　 　　1998年，敦煌市博物馆在小方盘城南侧废墟中也出土了麻纸残片，其中一块有字，褐黄色，遗存的纸四周形状不规则，参差不齐，大致为三角形，面积约10平方厘米，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