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体制化.docVIP

新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西医教育体制化 　　西医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西医教育的体制化进程，另一方面这种原封不动的照搬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存在着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体制与国家政策的脱节。 　　中国西医学的发展源自于近代传教活动的扩展，随着传教事业的进展和需要，传教士对西方医学的输出从知识层面逐渐向体制层面转变。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体制化肇始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实践。 　　1807年，英国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拉开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序幕，马礼逊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新教脱胎于天主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产物。新教教义与天主教相比更重视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强调社会化和世俗化的观点。宗教改革后的社会化潮流使得新教各派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参与社会变革，把建立人道主义社会秩序作为教会的神圣职责。被派往海外的传教士们在传播教义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医学人道主义精神。 　　教会西医教育的发端 　　早在英国医生皮尔逊（A.Pearson）向中国民众传播牛痘接种技术时他就意识到培养中国助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助手不仅是他与病人之间良好的媒介，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对西医技术和医院的信任感，相比于传教士，中国民众更容易接受来自本国人的服务。于是他挑选了几名中国学徒进行培养，邱?绱又型延倍?出，成为中国第一位种牛痘的专业医生，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撰有《引痘略》一书于1817年刊行。时值天花肆虐之际，《引痘略》已经出版便风行全国，而其中的种痘方法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各地纷纷效仿广州建立了牛痘局。 　　近代最早的西医教育诞生于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的广州眼科医局中。伯驾的眼科医局顺应了当时广州的医疗需要，在刚建立的两年之中，他就接诊了3000多名患者。伯驾给长老会差会的报告中提到：“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2月4日，病人的总数为925名，其中男性655人，女性270名。在8月4日至11月4日这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提供了第一年度全年的病人数字为2152人。”面对繁重的诊治需求，伯驾于1837年招收关韬及其他两名中国人为学徒进行西医学知识的培训，目的是将他们培养成自己的助手以辅助他进行手术。“开始的时候，传教士并不想办医学教育，而仅为医疗上的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一、二名生徒，课以浅近的医学知识，目的是训练他们担任护理工作或传教士。”伯驾对关韬等人的培训方式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师徒传承，既授之以医学知识，又指导临床实践。“他们的英语已经达到相当不错的水平，在配制药品和处理药方方面是得力的助手。年龄最大的一个（关韬），是个积极而有责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培训以外，每月还可以领到5元的工资。一些眼科的小手术，譬如睑内翻和翼状胬肉等，他都已经做得干净利落。”从伯驾的上述言辞中可知，关韬在三人中是最优秀的，并且掌握了独立进行常见眼科疾病手术的能力。这种培训使得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服务于福建海军，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式军医。由此可见，伯驾的医学培训是成功的，但这种方法存在着局限，它不能大规模培养西医人才，自然也无法满足现实的医疗需求。伯驾作为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发起人之一，认识到培养中国医学生的必要性并将这种要求上升到医务传道的事业范畴，证明他是很有远见的。但是师徒式的培养方式并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对西式医疗的人才需求，新式的医学人才培养方式在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创办博济医院后才得到实现。 　　博济医校与西医教育的正规化 　　博济医院是在眼科医局的基础上创办的，目的是满足医院业务不断扩大的需要。1859年1月，嘉?约翰择新址组建博济医院并于1866年将医院主体搬入新建的大楼，既增添了新的医疗设备和仪器，又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进行医疗和办学，这为博济医院附设博济医学校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博济医院走上正轨后，嘉?约翰就将创办西医学教育提上日程。他同医生黄宽商议先开办一个医学班，试图由小到大，慢慢扩大教学规模。“与新的医院相结合，开办了一所医科学校，给两家医院（金利埠和博济）的学生以及少数其他学院进行系统的培训。我们希望这是一所医科学校的胚芽，在未来岁月中将它的学生送到这个帝国的各个地方……为了这个帝国中国的百姓，建立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相信，学习治病救人技术的机会，将会与治病救人的技术本身一样受欢迎。”这个医学班就是博济医校的前身，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教会医学校。 　　医学班招收的学生与之前伯驾培训的学生不同，他们类似于现在的全日制学生，不再是边工作边学习，这样就可以更系统地学习西医知识。第一年共招生12人，学制为3年，由三位老师进行专业医学知识的教授。其中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由黄宽担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