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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与欧盟搭售立法比较分析 　　摘要：传统理论认为，搭售既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随着对搭售问题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的学者提出，有些情况下，搭售不仅利于经营者，有时也利于消费者，因此应将有害的搭售与有益的搭售区别对待。美国与欧盟对搭售行为非法性的判定标准是存在差异的。造成两者搭售非法性判断标准差异的重要原因是：首先是美国与欧盟竞争法所面临的市场经济状况不同导致其在反垄断法中的价值目标不同；其次是法学理论的不同影响。我国应借鉴美欧搭售立法的经验，完善我国的搭售立法。 　　关键词：搭售；反垄断法；当然违法原则；合理原则；豁免条款 　　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8）08－０137－０4 　　 　　搭售是指卖方在销售一种商品时，以买方同时购买另一种商品为条件。此时，买方所欲购买的商品谓之搭售商品（tying product），而买方被要求同时购买的商品谓之被搭售商品（tied product）。传统理论认为，搭售是支配地位企业利用垄断产品出售时搭售竞争产品，将垄断产品的支配地位延伸到竞争产品上，将竞争产品的竞争对手排挤出市场。因此，搭售既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美国、欧盟、日本等大多数国家及我国竞争法均禁止搭售。但随着对搭售问题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的学者提出，有些情况下，搭售不仅利于经营者，有时也利于消费者。譬如，搭售能够增进效率，避开价格规制，保证质量，促进新产品进入市场，等等。尤其是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人们对搭售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美国与欧盟关于搭售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美国反托拉斯法对搭售的规制主要以《克莱顿法》第三条和《谢尔曼法》第一条为基础。其对搭售行为非法性的判定标准有一个演化的过程。 　　在美国早期的案例中，尤其是《克莱顿法》通过之前，认为搭售行为涉及交易的传统习惯，是一种“共同出售不同产品”的商业习性，因而不认为此类行为具有限制竞争之效果。1914年的《克莱顿法》通过后，搭售行为被宣告为违法。该法对于行为违法与否的认定，以是否实质上足以导致竞争的减少或造成垄断作为先决条件，而不必有事实上的反竞争影响。法院在国际盐业公司案①中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作为判断标准，即“只要发现供应商已存在足够的经济实力，并且有关搭卖品的商业受到严重的影响，则不必对搭售的影响作进一步的经济分析，即可认定它是本身违法的行为”②。这些规定与《克莱顿法》保护小工商业者的意图有密切联系。在批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时候，威尔逊总统申明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使那些以小规模方式经营的人能和那些大商人一样自由地获得成功”，从而保证“美国人的才智和创造力不是由少数人领导”，而是“在多元化的活动中更加丰富”③。与此相应的是对经济效率作为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漠视。虽然最高法院一直都承认反垄断法的多重目标，但是当在各目标间进行权衡的时候，法院经常限制或者否认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博克（Robert Bork）指出：“多年以来最高法院要么贬低商业效率，要么认为它和反垄断分析无关，或者认为它属于非法性的一个因素。”④ 法院实际上认为经济效率因素不能为任何市场限制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 　　上世纪70年代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持续的通货膨胀、日益降低的生产效率和来自世界市场的竞争威胁，使美国人感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正在丧失，美国公司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外国公司强有力的竞争。严峻的世界经济竞争形势要求反垄断法服务于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的需要，因此经济效率便取代其他社会、政治方面的目标成为反垄断法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反垄断法理论方面，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则直接导致了反垄断法理论的内在转变，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和定位。 　　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影响之下，美国法院开始考虑搭售行为的合法问题，而不当然地认为搭售违法。芝加哥学派对古典搭售规则的批评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搭售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和更低的交易成本。第二，搭售是垄断者市场力量无效率的使用。在一个产品市场上有市场力量的公司有能力垄断另一个产品市场，但这样做不仅不能增加利益，反而会减少利润。第三，搭售会导致对消费者更低水平的价格和更高水平的产出。芝加哥学派扭转了人们对搭售的先天性排斥，表明了搭售中存在着有利因素。 　　在Jefferson Parish案⑤中，美国最高法院指出，根据合理原则，搭售仅在下列情形下才可能被否决：第一，卖方在搭售商品市场中具有市场支配力；第二，卖方将获得被搭售商品之市场支配力，此一威胁必须是重大的；第三，存在两个独立的、可区别的商品。在上述条件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