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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理论分析及检验 　　摘要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关键词 农民工；举家迁移；生活成本；多期动态模型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6-0065-06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是我国改革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1983-2009年中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从200万增加到1.45亿，年均增长18%左右[1]。早期的农民工多为单独外出为主，家庭处于分离的状态[2]。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中举家外出的劳动力2 600万人，约占外出总人数的1/4[4]。在大城市中这一趋势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北京、武汉、苏州和深圳四个城市的调查[5]以及在上海的调查[6]表明大约有1/3的农民工以家庭形式在这些大城市中工作生活。最近的一些抽样调查显示北京、杭州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发生概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7-8]。农民工举家迁移为新型城镇化创造了低成本的实现路径，值得认真研究。 　　从理论方面看，二元结构下劳动力转移的经典模型有LewisRanisFei模型[9-10]和HarrisTodaro模型[11-12]，在这些经典模型中劳动力转移起因于城乡收入差距，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预期在城市获得比当前更高的收入，迁移行为就开始发生。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在这些模型中家庭是一个被忽视的概念。新经济迁移理论通过把迁移由个体决策上升到家庭决策，认为家庭中一部分成员迁移到城市是家庭效益最大化的结果，目的是分散家庭风险，缓解信贷约束和改善家庭在社区中的相对经济低位[13-14]。 　　新经济迁移理论中迁移的推动力量仍是城乡收入差距，且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农民工在家庭收益最大的情况下做出分离外出决策的一段时间后又会选择举家迁移。如果说举家迁移同分离外出决策是逻辑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农民工在迁移之初不直接选择举家迁移？从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到举家迁移之间为什么普遍存在时间间隔？更进一步，为什么有的农民工家庭永远不选择举家迁移？Carrington等对1915-1960 年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移”浪潮的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数十年间，南方和北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黑人由南向北的迁移并未开始，然而一旦迁移在20 世纪的前10 年开始起步，便很快加速，此时南方和北方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15]。Carrington等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特征同新古典模型中有关迁移成本为零或固定不变的说法不一致，因此Carrington等构建了一个迁移成本内生模型，模型强调迁移成本，把社会网络作为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纳入模型中，并且把迁移决策放在一个动态的框架下分析。Carrington等的工作对研究农民工举家迁移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吸收Carrington模型思想的基础上，把成本作为核心假设，以多期动态框架分析农民工举家迁移现象。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揭示了举家迁移理论模型的构建过程，第三部分在调研数据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的核心假设进行了检验，并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第四部分总结了全文的结论。 　　上述模型描述了多期的动态决策过程，在每个时期留守的家庭劳动力都面临是否外出的选择，决策的关键是最大化未来家庭收益的期望净现值。模型在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化处理：第一，模型中假定关注对象为夫妻两个劳动力与未成年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子女只是消费单位并不创造收入；第二，模型没有设定最终期限，表示没有外出的家庭劳动力可以一直留守在农村老家务农；第三，模型潜在的假设没有反向迁移，迁移到城市的家庭劳动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