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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刘高兴城市生活文化隐喻意义 　　摘要：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汹涌澎湃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入侵，被城市文化鄙弃与排拒的乡村文化非但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中去以优长互补的形式提升自己的文化品质，反而在其冲击下走向分化、崩溃。民间道德文化的体现者刘高兴既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文化中去。对道德堕落的城市文化进行改造，又无力改变、拯救处于道德崩溃中的传统文化。只好与自己置身其中的传统文化体系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 　　关键词：刘高兴；《高兴》；贾平凹；文化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8)08－0120－03 　　 　　在20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中，乡村及乡村人物一直被想象成传统文化的负载者或承载者，而与之相对应的城市及城市人物则被想象成现代文化的体现者或表现者。强烈的现实焦虑、要对中国未来文化走向发言的历史冲动，使不同文化立场的乡土作家对同一乡土文化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了中国乡土小说景观迥异的两种风格传统并规约、限制了后世乡土作家的文化想象方式。现代性的文化诉求、改造国民性的自觉担当使鲁迅自觉地将他的乡土小说化作了向旧有文化重负进行战斗的怨愤的匕首和投枪。因此以鲁迅风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于乡土的文化想象更偏重于暴露其弊端、挖掘其固有劣根性的一面。乡土及其所负载的传统文化被想象成民族再生的负累；对现代文明弊病的深察、重铸民族灵魂的宏愿使沈从文有意识地将他的乡土小说作为改造堕落中的城市文明的蓝本和标尺。因此以沈从文为传统的乡土小说对于乡土的文化想象更偏重于张扬其诗性、神性、血性的一面。乡土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被想象成民族精神再造的源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关于乡土中国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想象中，城市及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始终处于潜隐性的参照或映照位置。从未以故事的形式进入文本和乡土及乡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发生正面的接触、交往。也就是说，由于20世纪上半叶城乡对峙的社会现实，处于文化转型期的鲁迅、沈从文还没来得及在文本中正面展示城、乡两种文化间的关系及关系形式，这就使得他们出于理想文化建构目的的对于乡土中国的经典性文化想象难以涵盖、包容20世纪末期以来城市化过程中暧昧复杂、悖论纠结的城乡文化现实。正是在这个向度上，笔者认为贾平凹新近的力作《高兴》在文化现实实践的操作层面解构了鲁迅、沈从文关于乡土中国的文化想象，同时为20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化抒写画上了一个富有启示意味的、苍凉的句号。 　　 　　一 　　 　　1978年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重新开启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从此开始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城市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大批怀抱着“淘金梦”的年轻的、强壮的农民纷纷离开乡村涌向城市。在中国历史上，以乡村为依托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以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形式和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开始了正面的接触、交往。贾平凹的《高兴》就通过刘高兴、五富等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在历史发生的现场生动地记录了这场城乡文化间富有历史意味的会面。 　　对刘高兴、五富这样的农民工而言，到“城里去”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的时间位移，是乡村文化主动找上门来和城市文化发生关系的历史性场景置换。与传统的我们习惯认知的五富式的出于强烈的文化自卑感对城市文化本能反感、有意疏远不同，刘高兴在身体进城的同时也完成了精神情感上的进城。他通过自己卖掉的一只肾不断地臆想出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并自信“我活该要做西安人”。虽然城乡间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级悬殊也使他生出“一样的瓷片，为什么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则铺在厕所的便池里?”的心理困惑。但他旋即以“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式的理性的文化态度坦然地接受这种命运的不平等：面对城里人居高临下的漠视、轻视、甚至侮辱，尽管他出于一时的义气用事也反唇相讥地回敬过、义正词严地反击过、恶作剧般地报复过。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怨恨、仇恨城市：“可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为了得到城市的认同。刘高兴不但从情感上主动认同城市文化还从心理上自觉接受城市文化。他虽然是拾破烂的。但他与五富、黄八不同，他总是尽可能地穿着整洁、举止文明，主动向城市化的行为方式靠拢；他虽然在城里过着仅能维持物质生存的贫贱生活。可他在自己智力、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用想象升华、用萧声点缀、用报纸填充、用旅游开阔自己的生活，拒绝精神的贫贱，努力追求城市化的文化品味；他虽然年近不惑还是一个光棍。但当五富给他介绍村气的翠花时他却拒绝了，因为“可现在，我是刘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