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公诉工作面临问题与对策.docVIP

刑事公诉工作面临问题与对策 　　[摘 要]新律师法对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法庭意见发表权的完善有利于被追诉者的权利保障,但给审查起诉、出庭公诉也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保证追诉的有效性,公诉部门应强化与侦查部门的协调,注意与辩护方的沟通,并应注意证据审查的全面性。 　　[关键词]律师法 公诉 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地震仪,[1]而在现代社会中,律师帮助权是衡量一个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护情况的首要指标。我国法律长期对律师权利保障不足,律师不但对刑事诉讼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还承受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许多人视刑辩为危途,其直接后果就是我国刑事辩护率一直很低。[2]为改变这一局面,新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取证权、法庭意见发表权等作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突破性规定,以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作为与律师对抗的一方,律师权利的扩大必然会对公诉机关带来新的冲击。随着新法在去年6月1日开始实施,公诉工作如何保障追诉的有效性是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新律师法对控辩双方证据信息掌握的影响 　　证据裁判是司法审判的一个基本原则,诉讼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诉讼各方掌握的证据信息及对对方掌握信息的了解程度。新律师法的实施改变了这一格局,对诉讼进行有重大影响。 　　(一)检察机关将丧失证据信息优势 　　根据刑诉法相关规定,律师在公诉阶段只能查阅、摘抄、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对其它材料则无权要求检察机关予以披露;律师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查阅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的相关案卷材料。但哪些材料需移送至法院由检察院决定的,律师阅卷范围仍受制于检察院。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仅移送对被告人不利的材料,律师根据这些材料很难有效辩护。这是造成我国刑事辩护效果不佳的重要成因。为改变这一局面,新律师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这使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公诉部门审查起诉时几乎同时有权了解案件材料。这种案卷材料不仅包括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也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材料,不仅包括主要证据材料,也包括非主要证据,无论是侦查机关收集的材料还是检察机关自行收集的材料,律师均可以看到,而不限于刑诉法规定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这使控辩双方在了解相关证据信息方面处于平等的地位,检察机关将失去对辩方的信息优势。 　　(二)辩护人在证据信息方面可能占据优势 　　新律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一规定,改变了刑诉法规定的辩护律师须经个人或单位同意才可向他们收集与案件有关材料的规定,扩大了律师的取证权。律师在调查取证中可能会取得不同于公诉机关掌握的证据,但新律师法并未规定律师有向公诉机关开示的义务。这就导致辩方掌握的证据材料可能优于控方,逆转了新律师法实施前的证据信息分布局面。 　　 　　二、控辩双方证据信息掌握情况的改变对公诉工作的影响 　　在过去控方垄断证据信息的情况下,控辩双方之间的对抗一定意义上是形式化的,控方很难遇到真正的有力的抗辩。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审查起诉工作难度加大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权利扩大,通过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和阅卷权,对案情会有较全面充分的了解。同时,相对于公诉方,基于委托关系,律师对犯罪嫌疑人的心态会有更深入的了解,这对辩护工作相当有利。公诉方在这方面处于劣势。而公诉人对律师调查取证获得了什么证据材料并不清楚,公诉方处于明处,律师处于暗处。为避免败诉风险,公诉不但要对自己掌握的证据全面分析,发现可能存在的缺陷,还要对律师方的辩护情况进行评估分析,这将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应的,退回补充侦查,不起诉等现象也可能有较大增加。 　　(二)出庭公诉工作难度将加大 　　新律师法实施后,会见权、阅卷权的落实将改变此前律师因信息不足对公诉方的指控反驳无力的局面。律师通过行使会见权、阅卷权不但会清楚控方的进攻方向在何处,也可能发现证据疑点和控方的薄弱环节。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在法庭上会对指控不足之处作出回应。由于律师一方取得的证据无需向控方开示,法庭审判中,发生公诉人意料之外的情况在所难免。同时,由于律师法庭陈述意见豁免权的建立,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将更具攻击性,对控诉反击能力将更强,公诉人在法庭对抗中面临的挑战必然加大,起诉失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