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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故事传播模式及特征 　　摘 要：为了探究包公故事在民间传播的模式及特征，采用了文献梳理、归纳、统计等方法，结论认为以包公为中心对众多故事的改编、附会与整合，包公故事不断被改编以建构“新内容”。包公在不同时代“接力式”的传播中为实现叙事的话语参与，减少传播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增殖以参与价值建构，也存在着与谣言传播类似的传播特征：受省略或空变、加强、泛化、超细节化、合理化等传播规律支配。源故事中不合理的生活逻辑细节在传播过程中将不断寻求合理化。包公故事的传播揭示出“公共知识”的形成模式。 　　关键词：包公；传播；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7)05-0112-06 　　 　　包公断案的故事，在元人编纂的《宋史》本传中便已经附以强烈的民间传说的色彩，诸如：“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一个在人们理想中居官刚正，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为民做主，甚至能够日断阳、夜断阴的清官形象就这样诞生了。在争奇斗艳的杂剧舞台上，包公断案故事更成了演绎的大宗。口耳相传的包公断案故事和民间传说相融汇，最终在明代刊印出来一部集大成式的小说《龙图公案》。在谈到包公故事的源流时，孙楷第先生说，“此书论其事则假冒赝造，除八篇以外，其余无论在史实根据上或故事源流上说，都和包公无关系。”如为人称道的双钉案，孙楷第说，姚天福在元朝的确有包龙图资格，若论其不畏强御，横街直撞，似乎宋朝的包龙图还有逊色。他之勘双钉案在当时甚有名，当时人以“本朝包公”之事演之，不过在那时戏为包公，传说仍为天福，到了后来，便把天福忘了，宋朝的包公却大出风头，久假不归，毅然居之而不疑了。这初步揭示了包公传播的一些特点，包公故事成为我国清官文化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部分，故其传播模式和特点具有典型性。 　　 　　一、包公故事的传播模式 　　 　　(一)以包公故事为中心对众多故事的改编、附会与整合 　　包公故事附会、改编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精怪、神仙故事和民间传闻。《龙图公案》中一则名《玉面猫》，写的是“五鼠闹东京”的奇闻。所谓“五鼠”，原来是五个耗子精，它们变幻人形，惑乱视听，使人真伪难辨，一时间，丞相、太后、皇上，连同包公都出现了“双包案”，朝野陷入一片混乱。最后是真包公奏明玉皇大帝，从西方雷音寺借来一只“玉面猫”，始将五鼠一网打尽。而《三侠五义》里的“五鼠闹东京”故事，除了借用其名目，内容已全然不同。所谓“五鼠”，不过是五位义士的绰号。所谓的“玉面猫”也成了“御猫”，不过是皇上对艺高人的随口赞誉；而所谓的“五鼠闹东京”，也只是江湖上的意气之争，且在误会消除之后形成了三侠和五义的结合，一起从事行侠仗义的壮举。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妖魔鬼怪的神话传说，就这样被巧妙地改造成为人情人理而又有血有肉的绿林故事，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具备了真实的属性。这番改造工夫，实乃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之笔，难怪胡适是那样地激赏，说《三侠五义》，“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在近百回的大文章里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点了。” 　　同样，民间传说包公是文曲星下凡，所以民间传说中有关于包公的诗才。如《合肥民间故事集》收有二十二则与包公有关的故事，其中《巧诗对》、《对联训》、《对诗免店金》等三篇即是称赞包公长于作诗对对，其中《包公对对》则是包公为官后路过丹阳所发生的，说丹阳有两个读书人，有天晚上其中一个把他俩读书的情形作成一联： 　　当晚，包公住在一座庙里，见后花园景致不错，就走进去散散心。走着走着，他觉得有些吃力，转头望见不远处有一张椅子，就叫包兴把椅子移到梧桐树边包公坐下，头靠在树干上，正想闭目养神，猛抬头，看见东方一轮明月升起，心里“格登”一下，哈，眼前这情景和那副对子好像有点关系哩。于是故意问包兴： 　　丹阳出的那个上联是怎么说的?“叫“点灯登阁各攻书”包兴摇头晃脑地回答。“好，我们就来个‘移椅倚桐同玩月’怎么样?”“没得话说!音、韵、意、境全对上了号。” 　　第二天，丹阳城里的人晓得了，都夸包公的下联对得绝妙。 　　其实，稍微翻检一下中国民间故事集即知，以“移椅倚桐同玩月”来巧对“点灯登阁各攻书”的故事主角除包公外至少还有8人，可见包公只是所有智者中的一位。 　　李福清说：“章回小说流传到民间，也影响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在民间说书艺人的创作过程中，这些作品又被加工而变成口头的作品，复影响到民间讲的故事。总而言之，自民间经过文人改写，这些作品后又回归民间。通过民间艺人的创作，它们又转化为非专业的创作。这情况，在世界文学中比较少见，研究中国文学者一定要注意。” 　　经过对包公故事的思考抽象，笔者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