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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主义视角下对基因技术伦理探析 　　桑德尔在其著作《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通过列举人类使用基因技术改造自身的诸多情境，对基因技术的使用限度进行了明确设定。他认为：人类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治疗疾病，获取健康，这属于基因技术的合理应用。但是，我们无需根据自己的欲望和偏好，利用基因技术去追求完美，实现“好上加好”，比如父母根据自身的意愿打造订做的孩子。 　　毫无疑问，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的伦理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基因技术的伦理反思也是多角度的。一般认为，反对“把人仅仅当作手段”的道义论者一定不会为基因技术做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基因技术使人、甚至使还未出生的人完全沦为了技术的订制品和附庸。此外，它还会牵扯到被设计者的权利、自由等诸多伦理难题，触碰到了诸多道义论的基本原则，总体上不符合其“人是目的”的理论品格。与之不同的是，后果主义者反而可能会对此给予伦理支持，因为，使用基因技术“追求完美”这一追求生物学意义上的最优最大化行为，完全符合后果主义“追求行为后果之事态最好最大化”的行为评价标准。那么，后果主义理论果真能够为基因技术进行伦理辩护吗？ 　　一、基因技术及其伦理争论 ―― 哈贝马斯与德沃金的论战 　　基因技术的不断突破意味着人类能够逐渐掌握解构自身生命的密码，有望实现突破自然赋予我们的肉体这一偶然规定性存在，利用科技改善人类自身的天然属性，即基因结构。对基因技术的运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从消极层面上看，基因技术可以用来纠正基因缺陷，起到治疗以及预防遗传病、艾滋病等重大疑难病症的作用，我们可将其概括为“基因治疗”;从积极层面上看，基因技术还可以用来进行“基因优化”，或称为“基因改良”，即人们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按照自身意愿改良基因结构，追求完美，打造理想的自我和他人。总的来说，通过基因技术，“人类正在实现对自己进化历程的控制，从而有可能改变现存的整个人类图景，甚至于能够有计划地培育一种崭新的人类类型” [1] 33 。 　　 对于“基因治疗”，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上。由于该技术具有相当的风险性，因此在治疗前，医生务必要将该技术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和各种不确定后果告知病人或病人家属，以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权。此外，医者还应履行自身的职业责任，根据患者病情，谨慎采取基因治疗的方案。从总体上看，以恢复身体健康为目的的“基因治疗”在伦理上是能够得到辩护的，它的问题仅仅在于人们对其操作技术上的担忧。 　　 基因技术背后的伦理难题主要集中在“基因优化”上。因为它并不从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以生命健康为目的的医疗手段，而是试图改变并超越人类的正常自然特性，对人类自身基因进行订制和打造，追求更好、更强，最终达到近乎完美的基因状态的基因增强手段。比如“有些人甚至认为可以不要自己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而去利用精子库和不育中心提供‘最优秀’精子、卵子和胚胎，以增强或改善‘所希望的’人类特性或者在靶细胞中插入一个或一组外源基因，以便按照父母的意愿、偏好或价值取向来改善胎儿的某些非病理性的生物学特征，用基因工程制造新型的人” [2] 88。 　　 以父母打造订制的孩子为例，对于“基因优化”的争论，除了人们对其技术上的担忧，还主要表现在对如下伦理难题的探讨：“基因优化”是否会导致新的贫富差距加大？父母是否有权干预子女的遗传基因？是否有权预先决定下一代的命运？打造订做的子女是否会破坏子女的自主权、平等权以及作为人的内在价值之自由等等？ 　　 作为人道主义思想家，基因技术的优生学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忧虑，他认为基因技术的干预所引起的道德问题触及到了人性自身的问题，他反对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即“所有市民都拥有自主指导自己生活的平等机会。生物技术为人们打开了新的选择自由”[3] 24。他认为，基因干涉极大地触犯了人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自由主义优生学完全违背自由原则，对基因的设计扼杀掉了原本属于孩子自己生命历史的宝贵的偶然性，他们不再是“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3] 79。当孩子意识到自己是被设计出来的以后，可能因其自身属性而感到苦恼。在这一层面上，“个人的独特性以及个人自我主体性的不可取代性”[3] 82是基因干预所忽视的。 　　 并且，哈贝马斯认为，父母设计孩子的根据是自己的欲望偏好，他们将孩子仅仅当作技术的客体，同样干涉到了孩子的自主权，这一做法违背了主体间交往的交互性与平等性。此外，他认为基因设计也破坏了亲子关系间天然的“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对称关系” [3] 79，使得自然而然来源于血缘关系的亲情转变成了“技术亲情”，既然父母是孩子的设计者，那么父母自然要因其设计举动对自己设计出来的孩子负有比血缘亲子关系更多的责任。子女尤为可能对父母为自己设计出来的属性特征感到不满，进而引发比血缘亲子关系多出来的“基因”问题，如此情形之下的亲子关系不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