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中思考.docVIP

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中思考 　　摘要　当前，我国的腐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成分，通过西方文化腐朽成分的催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酵而成。要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之中，我们首先应构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即：权力制约的自律文化――公仆文化；权力制约的法制文化――法治文化；权力制约的社会文化――公民文化。其次，我们必须认识文化的特点，把握文化产生、变化和构建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 　　关键词　反腐倡廉；权力制约；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6-0030-06 　　 　　随着政治向经济领域的不断渗透并由此带来的公共领域的扩大，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又难以根除的政治毒瘤。现阶段，我国正处于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期，腐败对我国社会发展危害巨大，反腐倡廉成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社会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政治性和紧迫性越发凸显。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和腐败的治理，人们比较重视从制度体系层面来研究。但是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制度规范的外在约束，更受到文化的内在支配，行为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是文化形塑的结果。任何一种制度规范有效地转化为一种行为方式都需要相应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作为内在支撑，人的行为是“文而化之”的结果，其行为方式是一种观念、情感和评价作用下的外化，文化带有先验性和前提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文化当然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但文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突出表现就是它本身的形成和变迁是人在已有的历史环境中能动选择和自觉建构的结果，从国家政治的层面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构建和教化，这就是文化建设。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文化建设之中就是要抑制甚至铲除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的文化因素，利用已有的积极文化资源，构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体系，并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灌输，形成良好的社会廉政氛围，使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 　　 　　一、我国当前腐败问题的文化考量 　　 　　当前我国腐败的蔓延风行根源于中国政治生态环境中与社会主义价值相违背的恶性成分在社会中的弥散与渗透，导致人们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产生羡慕、推崇、容忍、庇护等不良的心理状态、行为表现，形成了具有很强腐蚀性的亚文化，即腐败文化。我国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成分，通过西方文化腐朽成分的催化，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发酵而成。 　　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当前腐败受到下列封建传统文化因素的作用。第一，封建家长制所形成的“官本位”与“草民”思想。封建家长制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具体形式，官与民是一种直白的统治和被统治式的“主奴关系”。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任意妄为，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民众中，“敬官”、“畏官”的“趋炎附势”心态和“民不与官争”的忍耐心理普遍存在。第二，人性本善的道德伦理观所形成的“人治”权力运行方式和“模糊性”思维。儒家“性善论”思想是封建社会权力运行方式设计的根基，由此，人治体制成为我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基本特征，按权力者个人意志行使权力、解决问题成为深烙在中国国民内心深处的政治认知取向。同时“性善论”所形成的“道德至上”本体论和“道德直观”认识论使人们在“权”与“法”、“罪”和“非罪”之间形成一种“模糊性”的思维。“权”即“法”，“法”即“权”，“罪”和“非罪”的区别是“法律”上的，但更是道德上的，用道德的主观判断取代法的审判，使得法律上的执法标准也是“模糊”的，可以“因人而异”。由此，权力带有了明显的随意性和神秘性，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往往成为其行使权力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宗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群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人情交往”行为文化。宗法关系的基本特点是家族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群体本位主义取向，它把对父母的孝敬和对兄长的尊敬推广到对国家的忠诚，而对个人的利益和欲求则被群体的要求所掩盖和压制。但是，个人私欲始终存在，传统文化对私欲的高度挤压必然导致人们通过不正常途径寻求私欲的满足，于是公私不分、公即私、私即公、假公济私，假国家利益中饱私囊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在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下，“人情”和“关系”已成为当前人们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人情风”四处流行，“关系网”盘根错节，导致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成为反腐败斗争中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