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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间博弈分析 　　摘要：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本文结合实践，对基层政府和农户以及农户和农户之间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取消农业税后，如果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的结论。并就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必要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税；公共产品；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9-0067-07 　　作者简介：方银水，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福建厦门361005) 　　取消农业税是新时期我国农村税制的一次强制性变迁。是农民与集体、国家之间利益的重新分配。从2004年我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宣布全面停征农业税开始，至今已运行了两年多时间。对于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又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的税改，理论界从不同视角观察研究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和对策。本文笔者对福建省多个乡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此次税改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冲击很大。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而言，它是指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农村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需要而提供的一切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下是单家独户的农民不愿干、不能干或干不了的。但又体现着全体农民的共同利益。如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和信息、农村公共卫生、农村水利工程、农村道路建设等。此次税改从公共收入，公共经济主体、公共决策和管理等方面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产生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其实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博弈过程，其提供效果取决于各方的意愿和博弈。 　　 　　一、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提供主体及其现状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政困难和税改的配套措施滞后等情况影响了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制约了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职能的发挥。这些提供主体可能包括政府、村集体、村民、民间私人企业、第三部门和国际组织等六大主体。就目前我国农村的特点而言。影响公共产品提供的最主要主体是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户，它们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各具特色。 　　1．按照经济学 “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任何单个行为主体在其行动过程中都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则是超理性的，它谋求的不是自身的利益，而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中央政府一方面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决定取消农业税，从而割断了基层政府的大部分财源，另一方面又要求地方和基层政府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形成了基层组织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格局。甚至有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也还是由地方来完成。故而，中央政府除了转移支付外，还给予基层组织政策补偿，即当上级财政拨款不足以弥补开支时，乡镇一级财政有权自筹，村一级也可以通过“一事一议”等程序来筹集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本文以取消农业税为背景，即假定博弈过程中，中央政府的现有农村政策环境保持不变。中央政府不作为博弈参与人。但在政策建议中，中央政府可调整政策以便解决问题。 　　2．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在权利结构中处于强势的集团在公共选择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乡村基层政府或代表乡村政府的利益集团在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相比处于弱势，但与分散经营的农户相比一般处于强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能优势。按财政分权理论的要求，基层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适合本辖区范围内，收益和成本不外溢的，适合农户需求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取消农业税后，地方的财权进一步缩小，但事权并投有相应减少，甚至为了执行上级行政命令和承担更多经济发展职能、其日常工作范围和行政开支都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村民委员会名义上是自治组织，但事实上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成为政府职能行使的组织保障，其运行原则与乡镇政府基本相同。二是利益激励。为了弥补乡镇财力不足，我国一直实行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不足可以自筹的管理机制。自筹固然可以缓解财政矛盾，但却推动了预算外资金的快速发展。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政更加困难。基层领导集资、摊派的激励进一步加强。因为集资所获资源既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于民，同时也可增加自身利益，这种利益包括从中渔利和显示政绩、为自己创造升迁条件。 　　5．中国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善分而不善合，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未解决自己的共同事物或表达自己的公共选择，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基层政府的官吏。但是单个的农民也是。理性的”，趋利避害的。这些决定了农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