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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皇子教育对其文章创作影响 　　内容摘要：在唐朝崇圣尊儒文教政策的指导下，唐代皇子教育内容涉及范围极广，主要有：经史教育、文学教育、佛学教育、政治教育等。唐代皇子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文章创作的思想内容和形式技巧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皇子教育对其文章创作提供养料，文章中所蕴含的仁爱思想、重史意识、佛学禅理等内容以及丰富多样文体形式的使用、恰到好处的用典都与所受教育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教育因素阻碍着皇子文章创作，使其写作对象狭隘，局限于与之交往较密的教育者中；追求言辞华美，忽视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 　　关键词：唐代 皇子教育 文章创作 影响 　　?及唐朝，必言诗歌，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鼎盛期。唐代文学研究重诗轻文，相比唐代诗歌，学术界对唐代文章关注度较少，关于唐代文章的研究屈指可数，远逊于诗歌研究。唐代皇子由于显赫的皇族地位，享有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皇家图书馆藏书丰富，皇子获取书籍便捷；皇帝皇妃不仅躬亲教诲其子，还精选德才兼备的博学宿儒入两馆――崇文馆、弘文馆授课；皇子亦可在与文学俊士的交往中，提高自身修养。在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皇子们创作的文章如何，所受教育对其有何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一.唐代皇子教育 　　唐代皇子教育大致经历了童蒙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出阁后的继续教育三个阶段[1]（P184），教育内容涉及经史、政治、音乐、书法、绘画、文赋等多方面。本文就对文章创作可能产生影响的皇子教育，归纳如下： 　　1.经史教育 　　“唐代近三百年间，思想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兼取百家”[2]（P172），在文教政策上，统治者亦是崇圣宗儒，致使对皇子各阶段的教育从未偏离儒家“坟典”的学习。 　　唐代孩子童蒙教育一般开始于三岁到四岁，“以背诵经典、古文和启蒙教材为主要内容”[3]（P40），皇子们的启蒙教育也不例外。除了学习当时的启蒙教材，如《兔园册府》、《千字文》、《急救章》、《蒙求》等外，皇帝会亲选博学鸿儒为皇子师傅对其进行入学前的启蒙，所授内容必然涉及儒家经典。据《新唐书?儒学下》载：“皇太子及诸王未就学，无量以《孝经》、《论语》五通献帝。皇帝曰：‘朕知之矣’，及选郗常亨、郭谦光、潘无祚等为太子诸王侍读”。[4]（P5689） 　　皇子学校教育可细分为初等教育和中高等教育。纵观唐朝教育发展史发现，初等教育机构并非一成不变，帝王会依据政治管理需求调整。高祖武德元年，“于秘书外省?e立小学”[5]（P1467），对皇子进行初级阶段的教育；到玄宗时，为加强对皇子的控制，而设立“十王宅”、“百孙院”，其起居饮食、婚嫁及教育都集中于此完成。就教学内容而言，《旧唐书?儒学传上》曾记载风趣儒雅的秘书省博士盖文懿擅讲《毛诗》之事，[6]（P4951）由此可观小学阶段对皇子教育内容也涉及儒家经典。皇子们的中高等教育机构比较固定，一般是崇文馆和弘文馆。但课程内容具体如何设置，学习年限、考核制度又怎样？ 　　弘文馆“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之制”[7]（P255），崇文馆“课试举送如弘文馆”[7]（P665），由此可知，弘文馆、崇文馆生徒所习内容及考核制度与国子监无异。《新唐书》、《唐令拾遗》、《唐六典》中所记载国子监课程内容、学习年限、考核制度，如表1所示： 　　课程内容设置的总体特点为：经史兼学，以《论语》、《孝经》为必须教材，玄宗时加入了《老子》[8]（P3）。 　　皇子成年后，一般别立府邸，另封为王，搬离皇宫，其出阁后的教育继续由皇帝指派师傅教导，所学内容也不会偏离儒家经典。 　　2.文学教育 　　皇帝本人的文学嗜好，对皇子教育起导向之用，具体表现在皇子师傅的选择、文学馆的设置和专门编纂王子教科书三方面。 　　侍读、侍讲、侍文、侍书皆是对皇子师傅的称谓，因其主掌职责不同，称谓各异。侍读，初为“掌讲导经学”者，至玄宗开元时，进入“十王宅”教授诸王“辞学工书者”亦称之为侍读[4]（P1292）。可见，侍读有讲经史和文学两类。侍讲主要讲解经史。侍书，其职责是教授书法。侍文主要是辅导皇子文章，“齐聃善文诰，帝爱之，令侍皇太子及诸王属文，以职枢别，许间日一至。”[4]（P5661）又《新唐书?太宗诸子》载褚遂良谏太宗为濮王李泰择师“勉以文学”[4]（P3570-3571）之事。由此可知，皇帝为皇子选择师傅时，不仅注重经史、道德教育，文学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 　　此外，由于皇帝对文学的喜爱和重视，于公设立崇文馆、弘文馆、太学等官学教育机构；于私允许皇子拥有自己的文学馆。《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载：“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得自引召学士”[6]（P2653），太子为国家未来储君，所学主要为“治国之道”，诸王身为人臣主修“顺养之道”。李泰是太宗的第四子，太宗能在其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