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法理研究.docVIP

和谐社会法理研究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支撑点是依法治国，即通过制度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依法治国是我国法律现代化发展所取得的基本成果，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法律现代化事业的必然要求。回顾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及依法治国理论的由来，重点讨论构筑现代法律体系、促进制度正义、推动制度创新、建设法制社会，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现代化；依法治国；制度正义；现代法律体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6)02-0105-03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重要的文件。该文件首次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首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一个任务，提到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文件还多次提到了坚持“依法治国”的问题。那么，建设“和谐社会”和坚持“依法治国”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是什么?“和谐社会”的法理基础又是什么?本文从法理学和法律史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回应。 　　 　　一、中国法律现代化与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扩张和文化的渗入，西方法律文化逐渐传人中国，与中国固有法律文化发生了冲突和融合。在“西学东渐”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传人，与中国固有法律文化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引起当时世人对传统法律的不满和批判，形成了“中国近代的法律危机”[1]。加上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到20世纪初，中国便掀起了一个通过吸收西方法律制度、变革中国固有法律制度，使中国法律与国际接轨，并保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法律现代化运动，“中国法律在近代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内涵，表现为法律的近代化，即废弃传统法律体系，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确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律近代化，既有法律自身发展的逻辑动因，也有列强各国的外部推动，而最终体现为立法者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与西方近代法律的比较而对法律体制所作出的新的选择。就时间而言，中国法律近代化，始自清末法制改革，而完成于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法律近代化，是法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创立了新的新民主主义的法律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等重要法律文件的制定、通过和实施，开辟了中国法制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些法律文件的基础上，继续了法制建设和法律现代化的工作。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并成立了中国新法学会、新法学研究院等。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一系列宪法性法律的通过，标志着新中国法制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思想的影响，法律虚无主义泛滥。“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法律现代化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取得了长足进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实施，为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指明厂方向。从1995年起，我国加快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步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各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推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成为一项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紧迫的历史任务。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确立，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正确方向，保证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法律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推行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民所渴望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等，有了一项制度保障。“依法治国”这项宪法原则，就其实质而言，是确立了通过制度正义，“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最终服务于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而制度正义的形成和维护，必须依赖于现代法律体系的构筑。 　　 　　二、构筑现代法律体系，促进制度正义 　　 　　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就是构筑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法律体系。而现代法律体系的构筑，与《决定》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价值取向方面正相吻合。二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就是制度正义。今天，我们回首小国法律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又有失败的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