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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合法性概念语用学分析 　摘要：自然法和实证主义对法的“合法性”的认识是从语义学的范围中得到的，它们把法律作为一个封闭性的知识系统来认识，不但无法还原现代法治和真实面目，更将使对现代法治和认识陷入黔驴技穷的方法论困境。而哈贝马斯则用语用学的方法证明了法的合法性来自法律商谈的立法程序，他把法律作为开放和行动系统来保证人们表达自由和权利。本文主要探讨了几种方法对法的“合法性”认识，最终认为从语用学角度来探讨法的“合法性”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方法。 　　关键词：哈贝马斯；合法性；主体间性；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6-0050-05 　　 　　当代哲学家怀特海认为，全部西方哲学都不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释；此前近代的歌德也认为，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都已经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不过是重新思考而已。确实如此，合法性――哈贝马斯所思考的问题被康德思考过了，而康德思考的问题又被柏拉图思考过了，但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还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对柏拉图所思考过的问题再思考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形成了理论创新，创造了新的理论价值，哈贝马斯无疑是这其中的佼佼者。在哈贝马斯看来，将法律仅仅当作“主客二分”的知识系统并据此而采用的语义分析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将法律当作“主体间性”的行动系统并据此而采用语用学的分析方法。 　　 　　一、自然法和实证主义的“合法性”论证的语义学方法。自然法把法律当作道德的附属物，当作道德“本体”在现实中的“表象”，法律规范中的基本权利被理解为道德权利的“摹本”。作为一个有创见性的大家，哈贝马斯的理论抱负是开辟新的道路。哈贝马斯指出：“而我则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在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层次上，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是同时从传统的伦理生活分化出来的，是作为两个虽然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类型的行动规范而并列地出现的……假如我们这样一来避免了对自主性概念的道德主义狭隘化，康德的法权原则则失去了其媒介的功能；相反，它有助于澄清法律规则是在哪些方面区别于道德规则的。”但是，哈贝马斯也认识到，与其“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层次不同，康德的论证思路是“前”形而上学的，他指出：“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的思路，则与此不同。他从道德律的基本概念出发，从中通过限定而获得法律规则。道德理论提供一些普遍概念：意志和自由选择，行动和刺激，义务和爱好，法则和立法。这些概念首先被用来确定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的特点。在法权论中，这些基本的道德概念经历了三个方向上的限定。根据康德，法律概念所涉及的首先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法律的承受者的自由选择。它进一步延伸到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外在关系。最后，他被赋予一个人在受到干涉时有理由对另一个人实施的那种强制力量。法律原则在这三个方面对道德原则加以限定。经过这样的限定，道德立法反映在法律的立法之中，道德性反应在合法律性之中，善的义务反映在法律义务之中，如此等等。” 　　在哲学史上，康德尽管以其“二元论”对唯理论进行批判，但他对经验论的批判是更为根本的。如果说休谟以其犀利的“休谟问题”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深刻颠覆的话，康德则是要恢复传统形而上学的尊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旨在表明，“道德”是法律的理念(相、型)，法律不过是道德的“理念”的模仿和在世俗生活的显现，就像现实中的“三角形”是模仿几何学中“三角形”的理念而制造出来的。所以哈贝马斯接着指出：“上述设想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柏拉图主义的直觉，即认为法律秩序是‘目的王国’的本体秩序在现象世界的一种模仿，同时也是一种具体化。撇开康德的形而上学背景假设不论，在把法律主要分别为自然法和实证法的观点中，也存留着一种柏拉图主义遗产，也就是这样一种直觉：有道德责任能力的主体的理想共同体――从约西亚?罗伊斯到阿帕尔的无限制交往共同体――是通过法律媒介而进入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从而作为法律共同体而具有一种具体的、在空间和时间中有确定位置的形式的。这种直觉绝没有错，因为一种法律秩序只有当不与道德原则相矛盾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借助于法律有效性当中的合法性成分，实证法仍然保留着同道德的关联。” 　　实证主义否认法律对道德的从属性和关联，法律就是法律，法的合法性是自身所赋予的，法的“合法性”就来自于“合法律性”。哈贝马斯则反驳道：“我们从关于主观权利的法理学说史着手，以便澄清合法性来自合法律性这样一个悖论。”哈贝马斯着重批判的还是“通过其形式本身”获得合法性的实证主义观点，指出：“‘法规’是人民代表在一个以讨论和公共性为特征的程序中达到一致意见的普遍和抽象的规则。法治国的观念要求，必须运用法律来实现其自身功能的有组织国家权力的那些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不仅仅要具有法律的形式，而且其本身要用合法地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合法化。为政治统治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