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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新进展 　　摘要：随着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配置加速，在反贫困进程中的家庭经济利用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强烈关注，成为反贫困领域的前沿问题。利用家庭经济开展农村反贫困的研究焦点是农村家庭如何选择和调整其收入结构、家庭生产产出以及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等以实现家庭经济，应对各类贫困致因。研究目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政府帮助、企业扶贫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拓展扶贫开发新空间。 　　关键词：全球化；反贫困；农村；家庭经济 　　中图分类号：Ｆ11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5－0027－03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程度的观点，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自然的想法是，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可以使耕者有其田，耕者用其田，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通过诸如绿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1980）根据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同和一体化过程，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逆转传统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起到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到了2002年，还是Ｂｌａｉｋｉｅ等人，还是在尼泊尔的研究，使他们对自己20年前对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判断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原来的模型低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为农民的非农收入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发生了显著性的影响。Ａｆｓａｒ进一步分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使农民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土地生产的收入减少，比如工农价格差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工业倾向；（2）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加，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3）环境退化，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4）土地短缺，因为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容，土地使用非农化；（5）文化和社会变革，城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改变了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渐加大，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在印度，从1971年到1999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上升到48％。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非农收入也已经达到60～80％。在菲律宾的Ｅａｓｔ Ｌａｇｕｎａ村，从1974年到2000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90％下降到36％。在1998年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成员全职或者兼职于非农部门。Ｋｒｉｓｈｎａ（2006）基于印度一个农村地区连续25年贫困变化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使得51％的原本贫困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其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7倍多，后者只有7％，具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组建家庭微型企业；家庭成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尽可能融入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展机会，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p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程度成反比，即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生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在大家庭中，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例如照明用具，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都需要购买，而大家庭中通过共享能够使平均支出下降，具有明显的消费规模经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同舟共济和相互扶持以抵抗不利的人生变故，可以减少总的保险支出，具有保险规模经济；在生病时可以相互照顾，不必积累大量的资财已备医疗费用，而且可以相互发现病情并及时帮忙解决，增加了健康程度和延长了预期寿命，具有健康规模经济；共享知识和生活技巧，还具有知识生产的规模经济等等。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条件，缺衣少药?p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