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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文化建设与法律价值体系重构 　　[摘 要]和谐文化意味着一种权利配置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社会，“和谐文化”作为法律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精神旨趣在于改变以往偏重效率、弱化公平的法律价值论思想，坚守以人为本的法律价值理念，同时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发展观，并以此为契机重组我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实现我国法学理论研究中法律价值体系某种程度的更新与演进。 　　[关键词]和谐文化；法律价值；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1-0081-06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宏大蓝图。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成为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内的社会发展的总纲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和观念形态，和谐文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制度构建和理念变革特别是法律价值观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坚持以人为本，捍卫人的主体地位、调动人的积极性、保护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个环节所必须坚守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指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需求将取代固化的制度和器具而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以人为本的和谐理念在中国迈向现代性社会的进程中势必带来中国法律价值体系的更新与重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一、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论解读 　　 　　法律价值是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一般指涉的是法律存在的伦理正当性与真正的根据，是支撑和确证法律具有一般而普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终极性原因，也是法律之有“意义”的充分根据[1]230。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法律必须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所以庞德指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律科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2] 　　对和谐文化的法律价值论解读，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内含了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理论在法哲学视角内的证成。 　　何谓和谐文化?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中国哲学自远古至宋明理学，一直强调阴阳之道、天人之道，追求一种中正、均衡、和合、中庸精神，和谐文化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意味着 “天人调谐”、“和睦相处”、“合群济众”、“善解能容”，其最高境界为“天人合一”、“大同世界”。此种意义上的和谐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法律价值有着内在的关联，也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儒家道德主治的社会特征具有一种隐蔽的契合。但是古人所强调的“和谐”多与“秩序”相关，侧重社会关系的“无争”，反映在法律场域，“无讼”、“息讼”遂成为熟人社会的一个特质。“法律的作用不是为人们满足私利提供合法的渠道，恰恰相反，它是要尽其所能抑制人们的私欲，最终达到使民不争的目的。”[3]因此在传统社会，对秩序和谐的强调远远超过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诉求。 　　和谐文化也是西方历代思想家努力追寻的目标，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和谐到格林的政治和谐以及罗尔斯的公平正义，始终贯穿着对和谐社会理论的构想与设计。从法律价值的角度来看，许多思想家指出，法律制度不应单纯地关注某一个方面的价值，如公平、效率，而是要注重法律制度作用于社会的整体和谐效果，例如当代美国法学家朗?富勒就强调“社会设计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便是如何把握支持型结构与适应性流变之间的平衡”，“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个人自由或安全抑或是否感到自由或安全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的各种(通常是默默展开的)过程之间如何达致和谐与平衡的问题”[4]。不过，与中国社会相比，在西方世界，法律的“和谐”价值更侧重于建立在“自由”价值的基础之上，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看做是社会或群体的逻辑起点和终点，此种“和谐”观乃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双方在互相制衡之中达致的“动态和谐”，此即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法律和谐观。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和谐文化的含义经常折射出多样化的色彩，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赋予了其别样的内涵。基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将和谐文化看做一种配合适当、协调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种功能多样、涵盖周延的价值标准，其精神指向包括了人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自然的和谐[5]。人与人的和谐，核心是调节好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平地分配社会权利与义务，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得其利；社会的和谐包括政治制度运转的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