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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视角下地方政府回应机制构建 　　 摘 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民主的回应型政府，不仅有利于加强基层政府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建立民主的基层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有效提升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必然途径。通过对2008年发生在我国贵州的瓮安事件中政府回应机制的分析，表明我国政府无论在回应意识、制度、方式、渠道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因此，提出不断增强回应意识、不断优化回应流程、不断更新回应方式、不断拓展回应领域。 　　 关键词：地方政府 政府回应 群体性事件 　　 　　 1.回应性政府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敏感时期，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挑战，其中，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与公民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双重交织，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和回应型政府的建设就是我国存在影响社会稳定发展急需解决的背景下提出的，是我党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社会上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问题。而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原则和规范，只能由政府来确定。因此，切实加强政府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提高政府回应效率，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是有效提升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紧迫任务。 　　 2.结合瓮安事件对政府回应机制进行分析说明 　　 2008年6月28日16时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人民政府请愿，围观群众聚集达2万多人。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大量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公文、档案、办公用具被毁。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和贵州省委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做了批示，贵州省 委省政府提请撤消了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和瓮安县公安局局长政委等人的职务。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无论是聚集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和破坏程度，还是贵州省领导针对群体事件做出的回应以及在处理事件上公众的决策的制定看，都可以算得上是近年来我们群体性事件中的“标本性事件”。应当承认，对“瓮安事件”暴露出政府回应机制的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政府回应的意识还不够强 　　 瓮安县相关部门在处理一些涉及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件时，表现行动迟缓，听之任之，或采取不予过问的做法，或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直到事件曝光、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之后，才开始介入、过问。这说明有关部门应对回应意识不强。 　　 2.2 政府回应的方式不及时 　　 由于政府的回应方式、技术手段落后，尤其是电子政务至今尚未完整建立，未能形成有效的政府回应的网络体系。虽然瓮安县已经启动了网上工程，在政府回应方式、手段的建设上也投入不少，许多行政管理事务也开始在网上进行，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目标不明确，造成政府网站的设置不规范，互联性差，内容单调重复，给公众的查询和利用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和部门利益的影响，导致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与电子政务的系统性、开放性相背离[1]，导致无法及时利用电子手段回应。 　　 2.3 政府回应的渠道不畅 　　 例如，开设的市长热线，但是，不仅市长不会去亲自接听，而且反映的问题也很难到他们那里去。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就失去了对它的信任。最终，民众的小怨酿成大怨，小矛盾酿成大矛盾，引起社会冲突。 　　 3.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 　　 3.1 不断增强回应意识 　　 政府回应意识的不断增强是提升回应能力的前提和基础。与传统的地方政府理念不同，当代地方政府提出服务型政府，这种政府主要表现为一种破除行政权力拜物教的趋势，实现 “以政府为中心”向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中心” 转变。为了实现这种理念的创新，地方政府首先需要重建其与社会和公众的关系，扩大地方政府与社会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渠道；其次，要将以社会和公众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完善化，具体包括：扩大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扩大和强化社会和公众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评估的途径和方式，选择恰当工作场所使地方政府行政更方便公众等。 　　 3.2 不断优化回应流程 　　 第一阶段：从公众到政府政府在反映公众需求的基础上给出回应的承诺,实现政策制定的民主化,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在统筹规划的过程中，降低提案条件, 让更多的民众需求能够进入政策议程，并对民众要求给予肯定。同时提高决策透明度，采取决策参与制保证政府决策对社会的回应性。 　　 第二阶段：由政府到公众。政策工具是人们为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2](P185)，因此在这一阶段，政府应当运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将制定的政策付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