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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旅游与民族认同互动与建构 　　[摘要]民族认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认知建构过程，互动对其产生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但加强了民族群体内部的互动，而且为民族间的互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两种互动过程中所建构的民族认同既包含了少数民族群体对自我身份与文化的认同，又扩展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的认同，双重的归属感由此被激发。本文试图分析少数民族的旅游发展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并思考基于一种表演性的民族特色展示怎样作用于民族旅游中的互动过程。 　　[关键词]民族旅游 互动 民族认同 建构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72-02 　　一、问题提出 　　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形态，处于一个交错融合的大环境下，各族群一定程度上依然呈现出相对分离的状态，心理上与情感上的隔离仍难以完全消除，身份认同上的差距造成了族群内外更深层次上的分离。心灵上的孤立远比空间上的隔绝更加可怕，要想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精神感召与民族认同是重要的切入点。我国各民族经过接触、混杂与融合，形成了一种“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这体现的是各民族在交往和互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上的往来，情感纽带的联系更加紧密，一种融合的趋势得以加强，整体性得以呈现。族群间的互动在各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外族区分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旅游业蓬勃发展。民族旅游的发展不仅为少数民族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效益，也为民族间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带动下，族群间的封闭之门被打开，各民族群体与外群体的互动更加频繁。无疑，此过程中，少数民族自我认识与民族认同受到了影响。民族旅游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民族互动？从互动的角度怎样认识民族认同的建构？这是理解当前民族融合趋势所必须解答的问题。 　　二、研究回顾 　　（一）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这一话题最先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并常常被联系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一些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在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中逐步发展对这一概念的界定。科恩将其解释为：“针对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杨慧，2003）另一位学者布鲁诺的定义也与之相似，都是以旅游者的目光凝视其他群体环境的独特性与文化的价值。 　　而国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较晚才兴起，其概念从“民族”上来讲有别于国外的界定。中国的“民族”更倾向于“族群”的内涵，政治性更弱，文化性更强。彭兆荣认为民族旅游是一种不同于它族的异质文化体验活动，国际游客和国内游客是这种“异族文化”体验的重要动力。（彭兆荣，2005）因此，学者对民族旅游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开发上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到社会互动与异文化交流的主题。 　　（二）民族认同 　　认同最初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上的概念，其本质是自我关于“我是谁”的回答。后来，认同的议题扩展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社会学层面。弱化政治性的含义，民族认同也可以说是族群认同，即区别我群与他群的过程，强调族群边界。 　　民族认同是我国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众多研究倾向于在历史与现实中分析民族边界的形成，探讨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过程。如王明珂先生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通过“羌”的历史说明其自觉的族群边界变迁，这是对民族边界的主观认定上的探讨，也是更大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思考。 　　历史的视角固然重要，但现实意义更需要探讨。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语境，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更加发人深思。在探讨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当前的社会背景不容忽视。基于历史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无疑会受到时代变化的冲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民族认同的研究更应该基于一种动态的视角。结合当前少数民族“旅游热”的背景，民族认同的建构需要族群互动的视角去探究。 　　三、民族认同建构 　　（一）身份建构 　　对于“我是谁”的回答实际是在认识自我与区分他人。通过差异化的对比、边界的划定，人们往往加固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展演。少数民族在发展当地的旅游业时，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为宣传点。民族的独特性往往强化了族群边界。民族旅游加强了本民族与外族人群的交往，在互动中，双方认清彼此的差异（语音、行为、习惯、风俗、观念等），从而强化了我群意识与群体归属感。 　　如今，少数民族在服饰、语言等外在表征上越来越缺少民族性与独特性，与汉族民众越来越相似。汉化趋势造成了少数民族民众对于自我身份感知上的迷失。历史记忆对身份的构建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现实生活中身份迷失的状况持续出现，历史记忆与英雄榜样共同建构的族群身份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