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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史料实证乡土资源理性开发与运用 　　历史教学中开发运用乡土资源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多年来之所以不断被历史教育工作者提起，就在于它蕴含巨大的价值意义。世界历史由各国的历史组成，国家的历史又是由全国各地的乡土史组成。一叶知秋，一部乡土史就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缩影。新时期以来，尽管有关乡土历史的研究和教学种类繁多，但综观下来，大多是一边倒地鼓吹本地区的辉煌历史，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抹杀证据；教学中忽视先进理论的指导，缺乏科学理性的精神，使本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乡土资源开发不能给日常的授课加分。 　　“新课标”提出“史料实证”素养，认为它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之一。这为乡土史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规范和指导，只有以“品格”和“能力”为培养目标，坚守科学严谨的态度，乡土史教学才能重焕新生。笔者尝试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例谈基于史料实证的乡土资源的理性开发与运用。 　　中西史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历史学因史料实证而愈加多彩。19世纪德国兰克学派主张“据事直书”，20世纪以来的法国年鉴学派倡导“新史学”，注重扩大历史文献使用范围。中国史学家傅斯年认为“史学即是史料学”，陈寅恪提出以诗证史，将史料的使用范围延展至文学领域。这些成果都影响了历史研究与教学。中国各地有记史的传统，各种方志如乡志、县志等?N类繁多，几乎每个朝代都会涌现官方的或民间的撰写本土历史的民贤乡绅，由于立场、学术、视角、喜好等的差异，他们记述的方式和内容往往并不一致，史源有近有远，史实亦真亦假，史论或左或右，同一地区不同作者的记述甚至南辕北辙。所以，如何正确撷取乡土资源，这是极为重要的第一环。 　　1.甄别地方正史与别史、杂史、野史 　　众所周知，官方主持编撰的或授意史官著述并认可的史书称为正史，而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与官修的史书不同，相对“正史”而言，称为别史、杂史、野史。一般来讲，正史的选材和考订比较严谨，动用的社会力量和资源也较多，所以具有更大的公信力。但是，正史总是将国家意志和民族的情绪夹杂其中，编者往往曲笔或忌讳一些政治与秘闻，故学习历史时，除了正史还是正史，就难免不得其真。而且，正史多是后一朝代为了吸取经验教训，对前一朝代或几个朝代的概括总结，如“二十五史”在叙述历史时，往往裁取影响特别重大的人物和事件，而忽视了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小人物。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众多的小人物活动的轨迹和他们生存的环境，某种意义上才是最真实的历史。别史、杂史、野史由于不受官方的约束和题材的限制，能够很大程度弥补正史的不足。各地的乡土史中存有大量的别史、杂史、野史，活泼生动，引人入胜，如果不能有效捡取而弃之荒野，是非常可惜的。因此，乡土史资源的开发，要深入挖掘官方正史和广泛搜集各种官外记载，综合比较多种史料，运用唯物史观科学考证本乡本土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可信度。有多处出处的，能相互印证的乡土史，一般就能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孤立的资料，暂时无法证实的资源，即便再有轰动性，也不能随意引用。 　　2.慎取地方的神话与传说 　　中国是一个盛行神话传说的国度，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人神故事，这些故事或因时有别，或小异大同，但往往都与该地的地理环境、习俗风貌息息相关。如北方多地流传孟姜女及其夫范杞良的传说，南方江浙一带多处争抢梁山伯祝英台，福建、台湾、两广同祭妈祖，南北沿海地区又不约而同地都有秦始皇巡幸的资料，全国各地的大小名山流传的故事多是佛道二教中的半人半神，达摩、慧能、吕洞宾、韩湘子，等等。地方志总是喜欢与他们沾边，有的是民间百姓无意识的口口相传，有的则是历代文人有意识地添枝加叶，目的是彰显本地的历史和文化，使之更悠久、更辉煌。然而，这些神话传说并不是严肃的史料，即使有的已经多次被收集到类似地方史话的著作中，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都要对之有足够的存疑态度。例如，有江阴市的历史老师在上《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一课时，为了调动学生习史的兴趣，特地用PPT展示江阴境内一座名为“秦望山”的土山照片，神色凝重且不无自豪地说这座山之所以得名，是因为秦始皇曾经到过江阴，并在此山上傲视长江。虽然该老师所讲也有出处（出处是江阴本地的某乡土资料汇编），并非自己凭空捏造，但是这毕竟属于本地的传说，有很大程度的可能是为了突出本地或该山的历史，好古的人们将古代帝王附会上来的。本着唯物史观的精神，在没有经过专业的考证之前，历史教学中对开发这些乡土资源应以审慎为宜。 　　长期以来，中学历史课堂更多侧重于结论的展示，对获得结论的过程则鲜有涉及，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结论、轻证据和逻辑的倾向。“史料实证”素养的提出恰逢其时，能有效弥补这一不足，尽展历史学科的特点和魅力。乡土资源中有大量的史料呈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先生把史料分为四类，即书报类、文件类、实物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