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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要素供给我国生猪产业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分析 　　一、生猪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要素禀赋与产业发展的关联 　　产业发展实质上是一个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从配第的“劳动、土地”的二要素观，萨伊的“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观直至舒尔茨的“劳动、土地、资本、组织管理和人力资本、技术”的六要素观，影响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各种要素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构成了不同的要素禀赋，决定着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的发展层次，亦即产业发展层次受制于经济中的要素禀赋结构。 　　依据要素价格决定理论，要素禀赋影响产业发展升级主要基于各种要素存量、技术创新驱动、消费等多因素的综合力量。借鉴雷布津斯基定理[1]，要素禀赋影响产业发展层次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要素的供给结构。如果一个区域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力存量两种要素既定，不同产品的生产均衡点表示两种要素被充分利用，假定此时要素结构组成发生变化，相对丰裕的要素因其成本降低将被广泛使用，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相对贫乏的要素因其成本上升将可能拟制相关产业发展。鉴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望无限”这一经济学基本假设，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使用成本将逐步提高，学习效应、经验效益的作用使得劳动力价格稳步提高，但是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资本的使用成本将相对下降，加之实践探索基础上的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将更多用资本、技术替代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从而推动产业发展由低层次、粗放型向高层次、集约型方向迈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各要素的报酬递减现象出现[2]。二是创新与管理能力提升。“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3]，涵盖技术创新、市场创新与组织创新（影响企业发展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对应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市场调节与产业规制。不同层次的创新可以改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在产业发展中的不同比例关系，以及各要素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相对边际生产率和相对成本，从而影响着产业的竞争优势获取。三是需求拉动。主要考察国内外市场变化对于产业发展的驱动，体现为消费需求、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三个方面，关键的反映指标是要素价格，只要要素价格能够反映其稀缺程度，才能避免资源浪费，引导资源要素得到合理、优化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转变[4]。 　　猪肉是城乡居民的重要食品，生猪产业是我国农业的传统优势产业。我国既是养猪大国，也是猪肉消费大国，生猪饲养量和猪肉消费量均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如无特殊说明，下面数据来源相同），我国生猪出栏率已由1978年的53.5%上升到2014年的152%。2014年猪肉产量5671万吨，生猪存栏4.7亿头、出栏7.35亿头，占世界养猪总量一半以上。发展生猪生产，对稳定市场供应、满足消费需求、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内外环境影响，我国生猪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要素供给视角考察生猪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归纳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来的生猪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揭示生猪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促进生猪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二）生猪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设计 　　生猪产业是集饲粮供应、良种繁育、养殖育肥、屠宰加工、运输销售、疫病防治等多个环节于一体的产业链条，生猪产业的竞争力即来源于各环节的有效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以及比较优势的最大化发挥[5]。发达国家生猪产业发展经验对分析我国生猪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存有重要启示。依据发展要素限制程度，可将发达国家生猪产业发展类型划分为北美、欧洲、南美、日韩等典型模式。北美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人均土地面积大，资本投入较大，规模化程度最高，粪肥以还田利用为主。欧洲模式以丹麦、荷兰、德国等为代表，受土地资源的约束，以家庭农场种养结合为主体，发展适度规模养殖，生产水平较高。南美模式以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国为代表，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对出口市场的依存度高，养殖密度较低（每平方公里4.1头），疫病发生率低。日韩模式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由资源紧缺限制，以集约化养殖为主体，生产效率高。 　　藉此，影响生猪产业发展的要素可以分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行业规制、价格六个方面，进而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以解读生猪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 　　一是土地要素。生猪产业发展离不开土地要素为其提供生产、加工、粪污处理等空间场所，其对于生猪产业发展至关重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大体经历了从土地集体所有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的变迁，对于土地的管控也经历了开始重视保护耕地阶段（1978-1991年）、加强土地规划阶段（1992-1996年）、土地集约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