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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开设外国文化通识课实践探索 　　【摘 要】 本文在阐释通识教育的起源、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设文化通识课的教学实践问题,主张通识教育方法和模式必须符合中国自身特色,同时强调通识教育理念应顺应社会需求和发展,与时俱进。 　　【关键词】 通识教育;文化通识课;教学实践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旨在高等教育阶段在全体学生范围内普遍进行关于基础性的语言、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等内容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以及不直接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人所共需的一些实际能力的培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三个严峻挑战: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而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维护高等教育本质的途径、应对挑战的手段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通识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通识教育源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倡的“自由教育、文雅教育、博雅教育”。他主张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和心智,以探究真理,排斥任何职业的或功利的目的,不是为谋生和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1] 　　19世纪初,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自然科学日益成为人类征服自然、造福大众、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于是专业教育应运而生,这个巨大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提高,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可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并不能同时带来人文精神的高涨,在给人类物质生活创造巨大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这种情况反映在大学教育工作上就是加剧了大学教育工作中的技术化、非教养化和功利主义倾向,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和人文精神的严重滑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最早撰文提出“通识教育”一词并应用于高等教育。他指出:应给青年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时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2]20世纪,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明确开始推行“通识教育”。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推出两门颇有人文特色的共同必修课:当代文明和西方文学经典,以培养学生宽阔的学术、文化素养。 　　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也同样出现过“通识教育”的传统:早期儒家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质朴地包含了今日所说的“德、智、体、美”或“文”与“理”的宽泛内容。近代中国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规定。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在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传统教育长处的基础上,同样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鼓励“顺自然,展人性”,塑造“健全的人格”,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的一代新风。[3]今天,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前校长、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杨叔子先生倡导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提出“科学人文,和而不同”、“科学人文,相容则利”的观点,指出科学是为人文奠定正确基础,人文能为科学提供正确发展方向。 　　可见,无论在中西方,“通识教育”并非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但它无疑伴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注入新的元素和理解,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新”教育理念。 　　 　　二、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人类社会已步入一个依靠知识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新世纪。各国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集中到了人才素质,尤其是人才创新素质的竞争。中国提出了2020年将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创新人才,这无疑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社会普遍对高等教育提出这样的质询:为什么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并未培养出适合时代所需的人才?有人认为,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学生成为了训练有素的“考试机器”,泯灭了探索的兴趣;还有人认为,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过高的家庭功利期待,使学生缺乏勇于探索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追求。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教育者有责任激发学生兴趣,点燃学生创造的欲望,为他们提供创新的燃料,以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很难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汲汲于知识的一隅、对专业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人,绝不可能成为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我国老一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先生在四十年代就曾撰文论教育:“我一向感觉到近年来大学理工教育是不健全的。其所以不健全之故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