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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式独立思考思考 　　旅美教育家黄全愈在他的《生存教育在美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在美国，我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之一，是黑人笑星比尔.考斯彼主持的《孩子说的出人意料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问一个七八岁的女孩：“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 　　女孩很自信地答道：“总统！” 　　全场观众哗然。比尔做了一个滑稽的吃惊的表情，然后问：“那你说说，为什么美国至今没有女总统？” 　　女孩想都不想就回答：“因为男人不投她的票。”全场一片笑声。 　　比尔问：“肯定是因为男人不投她的票吗？” 　　女孩不屑地说：“当然肯定！” 　　比尔意味深长地笑笑，对全场观众说：“请投她票的男人举手！”伴随着笑声，不少男人举起手来。比尔得意地说：“你看，有不少男人投你的票呀！” 　　女孩不为所动，淡淡地说：“还不到三分之一！” 　　比尔做出不相信又不高兴的样子，对观众说道：“请在场所有男人把手举起来！”言下之意，不举手的就不是男人，哪个男人敢不举手？在哄堂大笑中，男人们的手林立一片。 　　比尔故作严肃地说：“请投她票的男人仍然举手，不投的放下手。”比尔这一招厉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大男人们把已经举起的手再放下，确实不太容易。这样一来，虽然仍有放下手的，但“投”她票的男人多了许多。 　　比尔得意洋洋地说道：“怎么样，‘总统女士’？这回可有三分之二的男人投你的票了。”沸腾的场面突然安静下来，人们要看这个女孩还能说什么。女孩露出了一丝与童稚不太相称的轻蔑的笑意，说：“他们不诚实，他们心里并不愿投我的票！” 　　许多人目瞪口呆。然后是一片掌声，一片惊叹…… 　　故事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许多人在欣赏比尔的机智的同时，更为女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自信、冷静和坚持等个性品质折服，将之称为“美式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前面的“美式”，更多地折射出国人对当前教育状态的忧心、批判…… 　　美国人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教育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未来自我价值的实现打好基础。美国学校重视通过“活的教育”来培养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将书本上的知识生活化，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学习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如新泽西州一所小学五年级地图基本知识的教学，就是分析和评讲作业――学生画自己家的位置图和从学校回家的路线图，枯燥的内容因为生活化而变得生动。 　　美国的中等教育质量相对来说并不高，但美国的大学教育却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与中小学教育中注重培养人格、培养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有很大关系。比如进了美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学。在哈佛，每堂课老师讲授的内容很多，除了当堂讲授的内容外，老师要发大量的课外阅读材料。一般除正式教科书之外，一门课下来都有多达几百页的附加讲义。每堂课结束之后，老师要给学生留很多的课外作业，课后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消化、阅读课外附加材料和完成作业。如果没有在中小学经过良好的自学训练，是很难掌握学习的主动权的。 　　反观中国，教育已经异化为简单的社会规则：父母希望孩子听话，老师希望学生回答正确。“听话”背后隐藏着的是“服从”和“依赖”，而“正确”则意味着“惟一”，它们总是以标准化了的模式排斥“异己”，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样的教育与真实的世界和人性相比，往往过于单一，仿佛白昼、黑夜一样非此即彼，完全忽略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这种单一，让在老版语文教材《纪念刘和珍君》里出现的杨荫榆成了一个反动的符号，作为一个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形象永远定格在几代人的心中。其实真实的杨荫榆其人性中也有光辉的一面――她是著名作家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姑姑。1938年，杨荫榆在苏州为保护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同胞，死于日寇乱枪之下。这一事实可能令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震惊不已。 　　被简单化了的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渐习惯了用别人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让别人的大脑取代自己的大脑、把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类似于“老师，这道题目是你教我们这么做的。”“老师，你考试前要是能划定考试提纲多好啊。”“老师，这份试卷真容易，题目都是你讲过的。”“老师，这道题目以前你没讲过，我们怎么会做啊？”等话语，听到这样的评价：中国学生都非常勤奋，专业课的学习普遍要比美国学生优秀。但是，在写论文的时候，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就显示出了不同的能力。给中国学生出一个题，他可以做得非常好。但你要让他自己设想一个题目，却非常困难，美国学生则恰恰相反。 　　“人云亦云”的教育只能是一种“寄生的教育”，无法培养出学生完整的品性、健全的大脑和创新的精神。我们的思考力从何而来？我们的独立批判精神从何而来？ 　　教育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来自世界的纷繁，更来自教育对人性、对生命的关怀。只有关注这种复杂的教育，才利于受教育者内心精神的主动生长，独立思考精神的培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