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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现代性反思 　　[摘要] 学术界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思考多从对儒法两家思想的认识入手，但这些认识多侧重宏观上的理论把握，因此必须从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上做具体微观的考察。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检讨使我们认识到，不能仅仅停留在某家思想之上，更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全部转嫁给文化，很多情况下，文化的本真意义都是因为被某些急功近利的策略运作所扭曲和隐没的。当前社会正在从差序化格局向差异化格局过渡，这需要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的变迁与创新。 　　[关键词] 社会秩序生成机制；团体与个体；微观权力；差异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158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4―0033-07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费孝通 　　 　　(一) 　　 　　在现时代，法治话语似乎已成为一个国家趋于善治的不二选择，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度里，却并不知道如何实现法治。因为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没有西方化“法治”理念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价值依托等诸要素。面对西方法治话语的中心位置所形成的挑战与历史沉积所施予我们的现实状况，如何去认识传统社会的生成模式，以及如何立足于当前的实践来探索出一条具有个性化的社会秩序生成机制，就成了重要的现实课题。而这一切都要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认识切入。在传统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中，儒法两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①，人们对传统社会秩序的认识多是从对儒法两家思想的反思开始的。 　　对此一问题最早展开学理研究的是粱启超。通过对儒家、法家“天道观”思想的比较，梁启超指出儒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天道”②情结，儒家认为人类的社会秩序是来自于“天”的安排。但“天既不言，而感升化身之帝王，又绝于后世，然则后之有天下者”，天惜其衷，“乃可创法改制。古六经大义，皆言应天命”。人类社会的秩序来自于天，但对这种秩序的理解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校之”。这里的圣人就是能够理解天之意思的人。如何才能成为圣人呢?《礼记?中庸》进行了表述：“惟天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近人之情。能近人之情．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事实上这种圣人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成的，圣人已殁，后世只有君主，所以社会秩序的维持就只能依赖君主了。但君主亦非圣人，“后世之为君主而非圣人者，其于前代圣君之法，惟宜遵守而不可妄有所变革”。对儒家社会秩序的这一构想的解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主张君主专制，为什么传统社会反对对社会治理结构进行重大的变革。①法家与儒家的区别就在于对“天道观”的不同认识上。儒家认为“天”不变，是恒定不变的真实存在，社会秩序的形成产生依赖于天，但只有圣人能理解“天理”，因此一个社会必须谨守“圣人”所订立的规则。法家则恰恰相反，他们反对儒家这种“天道观”，指出“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凡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世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佴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因此法家反对固守抽象的天理，而主张根据变化不居的现实而制定法律法规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是抱残守缺的愚人做法，固守天理无异于“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最终只会错过对社会秩序构建的最佳机会。②梁启超认为正是这种对“天”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儒法两家对社会秩序生成机制的不同理解，儒家主张要尊重传统，主张恢复周公时代的“礼乐文明”；而法家则强调根据现实，制定适时的法规，为社会的变迁提供确定的指引。 　　从儒法两家对天道观的不同态度来解读传统社会秩序的生成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传统社会秩序下，历朝历代都主张固守传统，而不愿对传统社会结构做出重大变革，这可以视为儒家思想取得垄断地位以后的政治性贯彻，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思想在人们思维定势方面的演进之结果。但这一解读却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传统社会会被称为诸如“人治”、“礼治”、“德治”下的秩序模式。于是承接着“天道观”，又有人从儒法两家对人性的不同认识这一角度切人，继续进行分析。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教代法律，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关于生活与人生的，“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母宁说是在个人――一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的老话‘如何做人’”，“孔子学派以敦励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孝子、慈父……在个人为了完成他自己；在社会则是某种组织与秩序亦即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