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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住房保障制度公平性与公正性思考 　　在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经济适用房“适用”到老百姓身上尚需时日的关口,一位《住宅保障法》起草人几句朦胧的话语,迅速被多家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为“《住宅保障法》立法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住宅保障法》也被专家解读为“一部旨在重构住房制度的基本法律”,出台《住宅保障法》是“以法律的形式纠正住房完全市场化的错误,其实质是‘二次房改’”仿佛《住宅保障法》已呼之欲出,且一旦实施立刻就能使国人摆脱住房困难的局面。 　　据媒体报道,正在起草的《住房保障法》有两大亮点:其一,政府与住户共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其二,对骗购经济适用房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 　　《住宅保障法》的具体条文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仅仅像媒体报道的那样,那这部所谓的“旨在重构住房制度的基本法律”,在我看来不过是对已经千疮百孔的现行住房保障制度的技术性修补。这或许可以令面目越来越丑陋的经济适用房焕发些许迷人的光彩,让已经心灰意冷的老百姓再度亢奋躁动,但结果必然是让百姓再度心灰意冷,且心灰意冷得更加彻底。因为,这部正在起草的《住宅保障法》对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名目繁多的保障性住房又一次给予了肯定,而这些具有投资属性的保障性住房恰恰是饱受诟病的。 　　近年来,经济适用房频频“走光”,丑闻不断。对许多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而言,经济适用房始终是水中月、镜中花;对一些钻法律空子的宵小之徒来说,经济适用房始终是牟利的工具。 　　 　　2009年6月,5100多名武汉市民竞争购买武汉市中心的124套经济适用房。在申购比达到40:1的情况下,一位申购者6个号码相连的号竟然全部被“电脑”抽中。据计算,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一千万亿分之一。 　　 　　2009年7月,重庆市渝中区一个交房才8个月的经济适用房小区,竟然有一半左右的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一些业主无视经济适用房购买不满5年不能上市交易的规定,买房刚几个月,就通过中介寻找买主,导致部分经济适用房登记在案的房主并非真正的房主。 　　 　　2009年9月,网民在北京市发布的经济适用住房市级备案结果公示中发现,宣武区一位高姓申请人的身份证号码竟然根据我国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数字排列规律,这位姓高的申请人应该出生于1111年11月11日。荒唐的是,出生于1111年的人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然而,与那些高举住房保障大旗,以极其“经济”的价格(常常是市价的1/5甚至1/10)合法“适用”黄金地段住房的“诸侯”相比,这些宵小之徒不过是些“窃钩者”而已。 　　 　　其实,在我国住房改革初期,各级政府机关公务员的住房或分或买,解决得较好。而近些年,不断新建的住宅使公务员的住房条件不断改善。与经济适用房一样享受行政划拨土地、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和商业网点建设费等政策优惠的“官员适用房”,早已在全国范围内“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了。以北京为例,相关资料表明,近年来,北京市住宅用地的一半左右被中央直属机关、北京市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用来盖“官员适用房”了。在海淀区四道口,某部委公寓楼已经竣工,官员们以每平方米4500元的价格即可“适用”,而老百姓要在周边购买同样品质的房子,每平方米要花35000元以上;在丰台区保利百合社区旁边,某机关建造了几十万平方米公寓楼,官员们每平方米掏4000元即可“适用”,而老百姓要在周边购买同样品质的房子,每平方米要掏28000元。 　　 　　取消福利分房初期,经济适用房对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稳定住房市场价格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如今,住房保障制度实行的情况与出台制度的初衷已渐行渐远,经济适用房在被住房困难、低收入群众适用的同时,也被身份造假者、用途造假者和出台政策的官员“适用”了。 　　 　　出现以上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一种住房保障形式,经济适用房具有本不该具有的属性――产权属性。由于经济适用房享受了诸多政策优惠,其价格远低于商品房,买卖之间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沦为牟利工具是必然的。 　　 　　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救助,不是财富分配。住房保障的任务是为保障对象提供必要的居所,而不是分配巨额财富。在任何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房产都是大宗资产,是巨额财富。政府不该、也无权以保障的形式将原本属于全体公民的财富分配给某一部分人。有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即使全部分给了低收入群体,也依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如果一个买不起房的人靠全体纳税人的帮助买了房,不但对纳税人(尤其是无力购买商品房的纳税人)不公平,而且也不利于激发社会创造力。 　　 　　政府并不能创造财富,其补贴经济适用房的手段不外乎两个:其一,征税。这对普通纳税人不公平,因为能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并不是最需要纳税人救助的人,何况经济适用房还经常被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