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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海外投资规避政治风险思考 　　摘 要：这些年我国伴随海外投资提高深度与扩展广度，我国海外投资正在渐渐提高政治风险的遭遇，这不但是由企业自身造就的，更由国际政治与国家制度的原因导致的。这种环境中就需强化管理与评估风险，完善海外投资法制，确立处置危机的机制，给当地社会造福是我国在海外保护投资收益、规避政治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针对海外投资反映的具体政治风险及诱因，提出了主要规避策略。 　　关键词：海外投资；社会制度；规避 　　这些年实体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重大，给不少国家加剧了经济与政治的动荡，国际上日益激烈的竞争给投资环境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明显增加了直接海外投资风险。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直接对外投资最大的主体，这些年一直呈现规模迅速扩大的形势，这让我国处于更大的投资风险中。据统计我国在2010年非金融类直接对外投资59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7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1.8%，2012年达到772.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28.6%，2013年达到901.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6.8%，截止2014年9月达到74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6%，我国非金融类直接的海外投资存量为6184亿美元。我国在迅速扩大直接海外投资规模时，却没有足以重视管理与控制投资风险。尤其值得我国认真研究与高度关注的国际政治风险所存在的较强影响力、广阔覆盖面、多变复杂等特点，方便实施切实措施控制与防范政治风险。 　　1 我国海外投资反映出的政治风险 　　1.1 腐蚀式征用 　　传统形式征用风险是投资所在国政府以国有化或没收的征用方式形成的风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种风险较为普遍。近些年已极大降低了直接公开的征收风险，但相对增加了结合腐败动机与贸易保护的间接腐蚀式征用。腐蚀式征用就是投资所在国常用高额罚款、突击检查、没收财产及额外征税等方式，阻止国外投资者对本企业财产有效使用、控制及处置，对国外投资者取消或限制权利，进而形成实际征用行为。我国在一些国家的实际投资中，时常遭遇当地政府以检查安全、卫生、走私及偷税漏税为名，频频对我国企业进行干扰，最后课以重税、高额罚款，乃至借此没收我国财物。 　　1.2 不稳定的政策法律 　　通常投资所在国不稳定的政策法律致使国外投资者重大损失。投资所在国变动政策法律有两个角度：其一，投资所在国为了对本国产业、企业、能源的保护，或以为外企对本土企业有着潜在与明显不利的情况时，会对当下政策法律变动，使跨国企业遭受经营限制；其二，政策连续性因新的社会经济形势而被打破，这几年我国投资海外石油屡遭此政治风险。诸如澳大利亚2010年发布税费改革方案，征收非可再生资源的超额利润税高达40%，致使我国的“两桶油”在当地经营活动蒙受损失重大；我国在中东等国投资能源较多，但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些国家常因社会动荡、法制落后与不健全等，引发非连续性的政策法律。 　　1.3 国际民族主义抬头 　　如今不少海外投资通常都有对短期经济利益过分追求的行为，既对发展当地经济不关注又对本土化公共关系建立不注重，雇佣本地员工较少，使得企业经营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企业发展既与投资所在国经济社会难以融入，又缺少与当地公众、政府及时协调与沟通，易致民族主义风险。除此之外，意识形态的不同、经济利益受损及宗教信仰等因素，投资所在国的不同利益体对外企容易形成仇视心理，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后就会有针对性强的抵制行为。这些年在菲律宾、越南、印尼、南非、西班牙等地都发生过针对我国劫掠与哄抢事件，使我国蒙受极大损失。 　　2 我国海外投资中存在的政治风险诱因 　　2.1 我国的崛起被众多国家误解，将海外投资看成扩张经济 　　因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有的国家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无论是非政府组织、政府还是公众媒体对快速发展的我国都无法正确看待，将我国视为竞争的潜在对手与威胁。我国崛起的经济及大量增加的海外投资，使有的国家感到震惊、不安乃至恐慌。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形象故意丑化，把正常海外投资恶意表述为新殖民主义，让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信任我国，使有的国家民众与政府通常看待我国海外投资是戴着有色眼镜。尤其是中国威胁论在部分不怀好意的国家大肆渲染下，面对我国海外并购大增，有些国家的社会人士及政府担心起资源被我国控制，被我国掌握其先进技术，对我国大量并购会担心给其经济活动引发负面影响，所以考虑到国家利益对我国在其本土投资想方设法加以遏制。除此之外，伴随我国在国际上增加参与经济活动与扩大影响力，出于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虑，以印、俄为首的新兴国家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把我国正常海外投资解读为政治行为，频繁借国家安全之名对正常海外投资加以干预。 　　2.2 我国海外投资严重缺失战略布局 　　纵览我国海外投资地理方位容易发现，我国投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