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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和谐社会政治经济学思考 　　判断一个社会和谐程度的最根本尺度，是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社会正义”的实质性内容。这里所说的“社会正义”的核心为“公平即为正义”的观念，它包含四个要素：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平等的保障；个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权)得到平等的保障；每个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降低或尽力消灭不公正的不均等(主要是以收入和财富分配来定义的)。 　　“社会正义”程度低，是转型社会的致命弱点。正是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政府才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时代性课题。以中国现阶段的国情而论，社会正义所包含的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平等的保障和每个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的改善，决不会与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发生冲突，而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基础，只不过这一改善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已。例如，近年，追查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政策，就是保护公民获得其合法劳动收入的权利的典型案例；禁止强制拆迁的政策规定，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案例。 　　个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权)得到平等的保障，虽然受限于我国目前的财力，但也不能把它视为无条件地与经济效率相冲突的选项。因为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平等的保障代表的是经济发展的实质性目标，而增长不过是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如果说个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平等的保障和每个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机会”所包含的权利属于法律上的权利，那么，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平等的保障却属于道德上的权利，是从某些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中衍生出来的。 　　消除制度性的歧视仅仅只是保证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但这类政策本身并不能使每个人得到维持生活的合理收入水平。在市场上进行获取收入和财富的竞争之前，人们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赚钱能力的储备竞争。一个人赚钱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开始找工作之前的长期经历，其中，包括婴儿期的营养、儿童期的保健卫生、家庭教育、正规教育、财产的继承权等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仅仅打开机会的大门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所有的公民有能力跨过那些大门。(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仅限于收入的不均等。)这就涉及人们的基本福利权利的问题。 　　可以肯定，把初等教育、基本医疗保障、最低标准的物质生活等此类资源的分配纳入“基本福利权利”，是任何社会正义理论所关心的重点。自然地，与正义相关的基本福利权利的边界的位置，既取决于我们的经济能力，也取决于人们能够在“基本福利权利”方面达成什么样的共识的程度。 　　例如，西方社会把基本福利权利拓展为“基本公民权”是二次大战之后的事。即使在这些社会中，不同的国家对这一基本权利包括的具体内容，也有极大的差异。例如，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西欧比较重视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把基本医疗保障、教育等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广泛的福利。相比之下，在美国官方的优先选择中，完全没有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承诺，对穷困群体的帮助也非常有限。支撑这种政策差异的，是对社会和个人责任态度的不同。美国人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和经济自立的观点；而西欧人更注重社会的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足以支持个人的“基本需要”得到平等保障的丰富内容，其中，最经典地表达出相关的社会伦理的偏好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种偏好充分体现出以社会对个人应负责任为基本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 　　至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规定的“制度性偏好”(即“共同富裕”)已经超越了这种朴素的观念，并为这种社会偏好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但问题是，与这种偏好相对应的，应是一种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呢?虽然我们还很难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性目标，但比这更弱得多、却也更为根本的基础教育、医疗保障等福利权利的目标追求，却是不能放弃的。这种追求也符合有关这方面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神。如果连这类基本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还谈得上“共同富裕”吗? 　　至于社会正义的降低或尽力消灭不公正的不均等，则显得更为复杂，涉及分配公平的某些基本观念。对于什么是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态，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两点也许是可以达成相对共识的：第一，即使考虑到某些随意性因素(包括家庭出身或运气)，只要个人在市场上获取的收入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选择，那么，由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程度不同，必然会出现收入上的差距。可以猜想，这种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得到广泛的认同。第二，只要富人阶层不是以非法的方式来获得其收入和财富的，那么，由此而形成的收入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就是可容忍的最低标准。 　　问题在于，中国的现实还不能满足这一最低标准。从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现象”，到90年代的“权力资本化”、“内部人控制”，和由此导致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