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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问题思考 　　摘 要：渎职侵权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此类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一旦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势必削弱国家职能，破坏政府形象。然而，我国司法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给社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这直接削弱了法律的威慑、教育作用，加大了渎职侵权案件侦办的难度。本文从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成因、危害、对策入手，立足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展开论述，力争为解决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提供一些务实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关键词: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原因；危害；对策 　　 　　一、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一）立法不完善 　　1、法定刑偏低，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历史上法家学派主张用重刑治国，强调刑罚的威慑功能，韩非说:“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商鞅说:“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立法上规定某种犯罪应处什么程度的刑罚，这向全社会提供一个犯罪与刑罚的对价表，使欲犯罪者不愿为犯罪付出高昂的代价，会望而却步。［1］因此，法定刑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价目表。从现阶段渎职犯罪高发的态势来看，适当提高法定刑是当前惩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必然要求。 　　 2．量刑档次有待提高，量刑幅度应适度缩小，明确量刑标准。量刑档次、量刑幅度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息息相关，在法定最高刑相同的情况下，量刑档次越少，量刑幅度就会越大，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也会相应的加大，量刑幅度过大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条件。适度的增加量刑档次，缩小量刑幅度，有利于合理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3、法官自由裁量随意性大。法官对犯罪人定罪判刑后，必须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才能适用缓刑。从法理上讲，这是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和核心内容，而如何判断“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法律未作进一步规定，而由法官根据案情进行预测，法官的个人因素和外部影响往往导致不同的预测结论。量刑规则的缺失，往往导致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这造成审判实践中宣告缓刑的随意性比较大，从而导致过多地适用缓刑，法官的自由裁量随意性加大，影响了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 　　4、主观认识不足。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这给以党纪代替政纪、以政纪代替法律责任留下了自由选择空间，事实上也纵容了变相的“官当”做法。［2］渎职侵权犯罪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亵渎，直接危害的是国家权力的公信力，它比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更广泛，对国家公权力的亵渎也更为严重。不仅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威信。 　　 5、法外因素的干扰导致的轻刑化 　　 渎职犯罪受地方法外因素的干扰较大，一方面，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很难独立行使司法权；另一方面，一些领导干部主观认为，渎职犯罪是一种“不揣自己腰包的腐败”，“只要不揣腰包”就不是犯罪，对惩处渎职犯罪不理解、不支持，为渎职人员法外说情，偏袒庇护，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涉嫌渎职犯罪的人员以党纪政纪处理了事，不移交司法机关，造成了大量的以罚代刑情况的出现。这些法外因素也是推动渎职犯罪轻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渎职侵权犯罪的危害 　　 （一）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难以达到预防渎职犯罪的目的 　　从当今世界范围看，虽然轻刑化是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轻刑化不等于刑至轻，刑至轻和刑至重是刑罚的两个极端。刑罚过轻，不能有效的对犯罪者本人造成威慑，从根本上说，刑至轻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3］因此，轻刑化必须是在实现刑罚的威慑功能，达到惩治和预防犯罪目的前提下的轻刑化。目前渎职犯罪仍呈现出发案多、危害大的态势，如果在这一背景下强调和提倡渎职犯罪的轻刑化，将会走入刑至轻的误区，而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作用，难以起到惩治和预防渎职犯罪的作用。 　　（二）损害法律权威，降低公信力 　　法律的威严与公正，应该体现在哪儿？“刑当其罪，罚合其责。”我们的国家公职人员肩负着公益供给和秩序维护的重任，其行使的职权一旦违规逾线，造成的社会危害远远超越普通公民。2010年3月28日的王家岭透水事故，面对无辜死难的38位矿工兄弟，白白损耗的1亿多救援资金，谁能说渎职失察、漠视安全酿就的危害轻？倘若官员干部“一不小心”给国家、人民群众带来十万、几十万，甚至上亿的损失时，获得的仅仅是判处缓刑或者免罪开释，不能不说这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原则的严重蔑视。 　　 （三）渎职犯罪轻刑化，恶化反渎维权的环境 　　深入剖析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