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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反思 　　摘要　京汉路的赎回是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标志性成就。邮传部对京汉路的回收十分重视，持续努力，终得将之赎回。其中的主权意义，十分重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成就背后所隐藏的问题，那就是代价。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运动并不可取，学界一味对之颂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现。 　　关键词　利权回收运动，京汉路，邮传部 　　 　　邮传部成立于清末利权回收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其置身于此大潮中，在交通四政利权尤其是铁路的利权回收方面有突出之表现，这主要就表现在京汉路的利权回收方面。某种意义上可以认定。京汉路回收事件就是我国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高峰。以往学界在利权回收问题上所持的看法相对较为集中地体现为认同，尽管这种肯定自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整体上的把握欠缺是十分明显的。有鉴于此，笔者拟以京汉路的回收为个案，做标本式剖析，意图全面审视整个利权回收运动，用整体史式、多视角解读以叠架混合型史实系统，努力使所描绘的历史图景或结论与历史实态相吻合。 　　 　　一、邮传部与京汉路的赎回 　　 　　邮传部对铁路利权的回收十分重视，利权回收运动不仅因铁路而起，而且铁路在其中也一直居于主角的地位，此乃邮传部所致力的利权回收运动的重中之重，其对之给予的重视可谓一以贯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邮传部“电告各省督抚自后开矿造路，募借洋债，不得以铁路矿山作抵，凡因路矿筹借之款项，其偿还年限及订定利息，均应先经政府允许”。徐世昌有一庞大的赎路计划，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其“在内廷会晤某军机，提议赎回沪宁铁路之事，闻尚书曾言，俟此路赎归后，即行筹赎满洲各路，再行筹赎胶济铁路，务期于预备立宪期内将各路一律赎还，以顾主权，否则于将来宪政上甚有阻碍”。宣统三年，邮传部的铁路方针是，“借外债由外国人包办之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广九诸路，管理甚不自由，一到还款年限，即当设法赎回”。应该说，邮传部赎路实有其相当之必要性，因为列强“早知中国早晚必赎回铁路，故于铁路永远之利益，往往置之不顾，只图自己目前私利，于营业上则甚不经济。当京汉未赎回之时，比国人只求能多分余利，于保线及改良工程，毫不措意，致使中国赎回后，又费巨款，为之改筑。因此，中国政府愈急欲赎回此铁路，就中正太、汴洛二线，于京汉干路连接，故尤欲早日赎回”。 　　京汉路的赎回是陈璧当政之时，之前的光绪三十三年初，“邮传部右侍郎吴重熹会同外务部堂官向政府提议筹款赎回京汉铁路，并改良邮电路各项要政，众皆悬揣中国恐无法集款向比公使赎回京汉铁路也”。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陈璧因大权归比利时控制，且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为十年期满，可扫数还清，密奏赎路。面对赎路的困难――筹款问题，陈璧曾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会议政务处提议“改正合同即仍借比款而减轻条件”，被拒。后又“饬令司员筹书赎回京汉铁路办法，现闻部员已将赎路之款调查，知不敷甚巨，若提用交通银行之预备金办理，而该行又须不时动用，若向外国借款赎回，仍与不赎回同，在中国应修之铁路颇多，宜先筹办未筑之路，京汉暂从缓赎云云。陈尚书大不以为然，不日即将商之军机处及度支部核议”。 　　陈璧赎路款项的解决，主要依靠借洋债、募公债，其间亦有招华股、侨资之意，未成。 　　外债方面，系向英国汇丰银行与法国汇理银行借款500万英镑，名为“振兴实业借款”。 　　募集公债赎路，早在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桂抚张鸣岐即有奏请，当时邮部以为“中国风气尚未大开，赎路款巨期迫，专恃该款恐无十分把握”。后因“借洋债不敷，拟仿直隶成法，筹办赎路公债”。“赎路借款共五百万磅，以扣折九四计算只得四百七十万磅，已亏三十万磅，且庚子之乱，该路损害约一百万磅之谱，当时系由比国公司垫付，今既赎回该路，此款亦须偿还，故当磋商借款时，邮部向英法提议须借七百万磅，分两次交付，第一次付四百万磅，第二次付三百万磅，旋以英法市面银根紧迫，未能全允，遂减为五百万磅，计赎回该路实缺少一百三十万磅，合华银一千余万两，故邮部拟仿直隶成法，招募公债以应要需。”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邮部奏请筹办，并附公债章程及办事附章，此次公债，由梁士诒、李经楚经理“如公债届时尚未收足，即向交通银行先行暂借备补”。向例我国发行公债，“必行文向外务部声明，由外务部行文各国公使，再由其公使嘱托银行或会社在欧美市场代办”，此次邮部则是直接托某会社代理，引起英人不满，在泰晤士报上发广告破坏，“泰晤士报则大著论说，力言此债之不可靠，劝英人毋冒昧投资，恐此项债票不免失败云。 　　外债、公债之外，邮传部还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奏借度支部官款规平银五百万两，年息六厘，分七年在京汉铁路余利项下筹付摊还本息”。此项官款邮传部在宣统元年九月初二日曾上奏称：“拟订如期归还度支部赎路借款，备拨充海军经费”。但到了宣统三年二月，因海军购船急需，